(康娜)
三桥工地上,父亲顶着乱糟糟的鸡窝头,半蹲在窗户边上,双臂张得大大的抱着一大块玻璃,仰着头费劲地将玻璃往窗台上的窗框和轨道上装。
“您小心点!”我赶紧过去帮他扶玻璃。“没事,你不管,小心玻璃把你手划烂了。”他气喘吁吁地说。
他咧着嘴,“不碍事,早都好利索了。”
去年,父亲在给兰州的一个银行装玻璃,一起干活的工人不小心把玻璃板打碎了,玻璃渣子扎到了父亲的肛门上,戳破了裤子,血哗哗地往外流,在场的人赶忙叫车,把父亲送到了兰州市人民医院,消毒、去玻璃渣子,总共缝了二十七针,父亲疼得一直哼哼。
但他就是不安生。第二天稍微能下地,就一跛一瘸地到了工地,强撑着干活。
工友看到赶忙阻拦他,“老康,小心伤势变重、复发感染!干活儿嘛,差不多就行!”父亲却摆摆手,“不行不行,咱这个月底就要交工,活儿一定要做好,不能砸了厂里的牌子。”
父亲干活儿一丝不苟,细致到严苛,但就是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惹我们操心。
和父亲正说话着,厂长来了。他远远地喊,“叔,你下来下来,不是给你说了么,爬高爬低这些活儿,让年轻人干,你在旁边指导就行。”
这时父亲已经装好了一扇窗户,下到地面。我对厂长说,“我父亲这么大年纪大,是不是也该退居二线了?”
厂长说,“厂里上千的安装人当中,咱叔的手艺最好的,安装时,他的眼睛就是量尺,手就是标准,装的门窗误差零对零,密封条一根直线松紧合适,打的防水胶无疙瘩、不起泡,射钉枪固定门窗左右垂直、里外垂直,从不返工。厂里的其他人和叔的手艺是不能比的,所以啊,厂里还暂时离不开咱叔。”
父亲点着头,也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走到窗户边上,用手指着窗户给我讲,“你看,装窗框时,一般人都是红外线水平尺测量窗户的平整度和垂直度,我就用一根吸了水的塑料管测量窗户平整度,根据水流的方向来判断高低……”
又拿起一根废旧的铝合金,得意地说“量垂直度时,我是用自制的靠尺测量,左右、出进垂直,没有一点误差。”
他一边做着手势一边贴着窗边划拉,“装玻璃时,塑钢的密封条必须饱满,铝合金门窗必须打密封胶,塑钢比铝合金每块玻璃的压条要长出2-3毫米,才能保证窗户防尘防水、密封合实。”
厂长说,“咱叔干了大半辈子安装活儿了,甲方每次竣工验收时,只要是咱叔经手的工程,厂里厂外都是一百个放心,咱叔和别人不一样,他实在是喜欢安装活儿,是带着感情在干活儿哩。”
吃饭时,厂长点了几个小菜,要了两瓶啤酒,又和我说了一件事:
1990年,张掖市的一个购物中心装群墙玻璃,隆冬腊月,天气寒冷,玻璃又大又厚,当时的工人裁一块碎一块,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于是他们派专车把父亲从酒泉接了过去,父亲到工地后,100多块1.5米×2米的厚玻璃,父亲一块块全部完整裁切,一块都没有浪费。当时的老厂长高兴地说,“老康的手艺杠杠的,为咱厂里挣了光,是咱厂的骄傲。”厂里把甲方赠给父亲个人的锦旗挂在了办公室的最显眼处——“康武权同志手艺过硬,质量第一,精益求精。”
听到厂长的夸奖,父亲反而有些不自在。他低头看着手中的酒杯,粗短的手指旋转着酒杯,笑容有点羞涩。他工装前胸口袋盖子的几个字“鑫源安装公司”金黄闪亮,但衣袖口满是油污,手背上皴裂的干纹纵横交错,黑褐色的灰土填满了指甲缝儿。我双手攫住了父亲的手。父亲的手硬邦邦的,硬茧像猫爪的肉垫般凸起,虎口处全是烂皮。我眼眶发烫,一阵阵心疼。
这个年纪,本该过日头晒不到、雨水淋不着的日子了,可他还要爬高爬低,风里来雨里去,叫我们做儿女的怎么放心。可他不听。
走时,父亲没有送我,他又去忙着查看每层窗户五零线的高低,爬到顶楼放吊锤线下来,查看原窗户是否端正了。(此文获陕西省职工文化艺术节征文二等奖 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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