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阳这座古老的城市里，魏锋更像一位独行侠。既不大关注各种形式大于内容的喧嚣，也不大热心在某个专业文艺社团中为自己谋取一个什么职位。他只是按照对自己的清醒定位，对文学生态的理性把握，对自己实力的知性评估，选定纪实文学——准确地说应该是非虚构的报告文学作为自己实现对生活审美表达的工具。但一上手就高山流水，波澜起伏，轰轰烈烈。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是不是能够构成一种文学现象，可以讨论。然而，他走出属于文学，也属于自己的个性化创作道路却是一种无可否认的现实存在。
选择， 从来就是一种主体的行为。它不仅见证作家对自身资源非配的文化自觉，更见证作家生活解读的智慧视角，这当然也与社会给予作家的非自致性角色有关。著名作家、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金宇澄在说到非虚构文学近几十年崛起的原因时认为：“它们更有现场魅力，不那么慢，那么断，那么文学腔，那么一成不变地讲故事。”对此，茅盾文学奖的另一位得主迟子建认为，“非虚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不贫血。”所谓不贫血，就是说它深深植根于生活的沃土之中。魏锋走进城市的第一个选择，或者说生活赐予他的第一个机遇并不在文学，而是与新闻有关的编辑出版报纸工作。而新闻所能够带给作者的重要的质素就是它的前沿性、时效性和在场性。这一切，都与报告文学有着共同的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就是新闻的一种深度写作体裁。这使得魏锋转向报告文学写作成为一种必然。正所谓“机遇属于有准备的头脑”，魏锋的敏锐正在于牢牢地把握了这种必然，并且很自觉地实现了从观察视角到审美表达的转换。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报告文学并不自今日始。早在上世纪初，就涌现出夏衍《包身工》、瞿秋白《饿乡纪程》这样杰出的报告文学名篇。要紧的是从作家笔下流出来是赋予他自己审美价值取向、审美对象定位、审美语言特色的文字。魏锋的报告文学写作初期，曾经将笔触伸向普通人，撰写过不少反映底层群众命运历程的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一个青年作者强烈的使命意识和人文情怀。然而，真正能够代表他作品个性特色的还是在他将主要精力转向关注文学作家与作品、作家与生活、作家与社会之后。
一是以一种集合的大视角介入文学生态。从用自己的作品铺垫其陕西文学大省地位的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到曾经为陕西文学繁荣和发展默默耕耘，壅土溉泉的著名编辑和著名评论家；从把握陕西文学大局的领导到漂泊在城市街巷、耕耘在田间地头的业余作者；从穷经皓首，用生命编织文学神圣的老作家到初涉文学芳园的年轻文学爱好者，作家笔下呈现的是一个富于时代气息，激荡时代旋律，坚守时代精神的文学生态，一种和谐、发展，生机葳蕤的文学生态，所传播的乃是闪耀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光彩的正能量。因此，一部《春天里放飞梦想》，其对于文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作者的文本本身。那里，每一个人的“历时态”存在汇集成“共时态”的精神高塔和艺术高原。如果说，陕西文学大省的地位是一代一代作家用自己的作品浇铸起来的，那么，魏锋的这些短歌长吟，则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文学画卷。正是在这一报告文学界关注不够的土地上，魏锋开辟了新的境域，新的书写，新的耕耘。
二是以一种前沿的姿态走进文学生态。作为一位有着十几年新闻工作经验的作家，魏锋十分注重把最新的、最具新闻价值的事实带给读者。他对于省作协主主席贾平凹的采访不是从他早年的文学生涯切入，也没有从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秦腔》进入，而是把最新作品《极花》作为走进贾平凹文学世界的钥匙，渐次地展开对他生活观、文学观、艺术观的追踪。这样的写作，无疑提高了报告文学作品的时效含量和文本锐角。而他对《路遥传》的作者厚夫的采访则带有浓郁的在场性质。从而使得作家笔下那个随着岁月推移而渐行渐远的作家路遥“复活”在这个反思与沉淀的文学时代。
当把作家作为审美对象去解读的时候，他关注的焦点，往往在内心世界的开掘。这是因为“心灵作为精神世界，是一个多样统一的整体”，它最能够为审美主体提供反映作家与作品关系的资源。对于贾平凹的作品，国内外读者大概都不会陌生，然而，更多地希望读到他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也是魏锋写作的一个突破点。他关于贾平凹“一是作家本身起码要对这个时代关注、了解，不能和这个社会脱节。……‘二是手中的笔和纸的感觉有一种新鲜感的’的经验之谈和“潜心创作不可能当好一个好丈夫和一个好父亲”的内心矛盾的披露，把一个质感的、情感丰富的、血肉丰满的，与泥土很贴近的，具有普通人一样情感的作家心灵捧献给读者，这无论对于至今仍然在文学道路上跋涉的老作家还是对于准备走进“文学沼泽”的青春生命来说，都不啻为一种有益的人生启迪。而他的纪实文学作品访文坛‘“父女兵”高鸿和高一宜，更是把文学寻路者那种执着与寂寞、分享与求索、快乐与惆怅、精神与情感跃然纸上。作者要向广大读者传达的是：“ 真正的文学作品，大抵都是以朴素的情感与精神而屹立在文坛的。“同一宇之深邃，致寒暑于阴阳。”笔锋只是工具，它们很共通又可贵的一点，便是不加任何说教即引发读者诸多深思与联想。这种对人格三观不动声色的影响，完成了一个作品的文学使命。至于写什么，那便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发出真实的声音——愿写什么便写什么。我以为，只有完成了厚重的阅读积蕴，才能在输出时，让字句化为机锋，鞭及事物的内核。”作者笔下的高鸿父女，同时恋上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天赋的基因遗传，更多的是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理性认知，是对人生存尊严和生存价值的大爱，是汗水和泪水浇灌的文学精神，是心理濯洗之后诉诸文字的那一份惬意。然而，魏锋丝毫没有刻意拔高的意思，他十分注重将作家父女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的状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只不过是涂上文学之光的普通人的日日夜夜。他们很亲近，并不遥远；他们很真实，并不神秘；他们很勤奋，但也有烦恼。他们是站在魏锋作品中的触手可摸的人的生命影像。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魏锋的报告文学作品具有一种沉甸甸的“灵魂“载荷。
三是以一种细节的贴近刻画人物。报告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新闻性，然而，从根本属性上说，它是一种具有新闻性的文学作品，归根到底是要以形象感化读者，而细节的刻画是让人物形象立起来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对日常生活的陌生，甚至走路都碰到电线杆这样的细节，徐迟笔下的陈景润就显得平面和单调。魏锋的报告文学作品，对于细节的采访和刻画是深入和细致的。《春天里放飞梦想》中的许多人物专访，其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借助于对话的情结推进，都充分表现了作者观察的细致和笔墨的朴实无华。这种刻画往往是笔随境迁的，在一些专访的篇章中，他常常会把主人公对生活或者局势的看法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来有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例如作者在描写贾平凹的年节生活时就是这样落笔的：”除逢年过节和外事活动外，每天早晨八点准时老婆把我送到书房，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以后才回去……”
诚如著名作家孙犁所说：“古代史家，写一个人物，并不只记述他的成败两方面的大节，也记述他日常生活的细节。也指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细小情节的描写”
魏锋的报告文学创作已经走出了一条个性化的道路。个性化与个人化是完全性质不同的文学概念，个性化是遵循文学创作规律，践行文学真谛的自觉。真诚地希望作者发扬时刻把握时代脉搏，细心锻造精品力作，书写绚丽的文学时代篇章。
（杨焕亭，作家、书画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西省青年职业学院客座教授。原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著有文化散文集、学术专著、长篇人物传记、长篇小说等十多部，其中百万字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获湖北省第九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