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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也体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黑、灰、蓝是当年人们着装的主色调。插队那会儿，我一般也不添新衣服，穿的还是原来四个兜的学生装。知青的衣服有商店买的，也有裁缝店量身定做的，大多剪裁得体，式样新颖，搭配大方，即便打着补丁，也风度翩翩，可以说代表着那个时代城市的潮流。比如说夹克衫，乡村很难见到。而农民的衣着就显得单调，无论男女，衣服大多黑、灰、蓝三色，即是年轻姑娘、媳妇也不例外，而且式样简单，长度宽窄无度，许多衣服是土布做的，布钮扣汉装衫，显得土里土气。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长袍马褂，老棉袄、老棉裤，腰系一条白腰带，再别一杆旱烟锅；乡下男女社员大多穿粗布衣，且由家庭木织机手工制成。那时，买布需凭布票供应，不少人家穿着补丁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知青来自城里，主色调大同小异，但面料有所不同，什么哔叽尼、涤卡、的确良等织机而成，色彩多样鲜亮，尤其女知青穿戴讲究，花红柳绿，方格条状，给单调枯燥的乡村，带来一抹亮丽的色彩。
知青穿戴，五花八门，春夏季节，多见蓝黑布衣，耐脏又吸汗，衬衣多是灰色和蓝白相间的海虹衫，我们知青出工都穿着鞋；有的社员却是赤脚。大热天在地里干活，我往往脱掉外衣，只穿背心，或者干脆赤膊上阵。社员却仿佛不怕热，汗流浃背也难脱衣，怕有伤风化。秋冬天气渐冷，多见黑呢外衣和蓝黄棉大衣，最有趣的是，黑呢衣领上，多用白细线钩出护领的外罩，风靡一时。记得开春给刚泛青的麦地拉土粪，愈跑愈热，我脱掉外衣，穿了一件红毛衣，那是母亲为我一针一线织出来的，裸露鲜红的毛衣，拉上架子车来回奔跑，男男女女的社员冲我嘲笑，原以为，嫌我车厢装的不太饱，还是跑得快，把土粪给抛撒了，一问，才知因我穿了一件红色毛衣，都说是女人穿的。我忙解释，不知咋的，愈解释愈脸红，怪只怪，当年的农村既封闭又封建啊！
一天，我见有的知青穿了件黄中透绿，绿中泛黄的军上衣，老远看见就显得格外精神，光彩照人，用手一摸，两指轻搓，光滑无比，一问，才知是正儿八经的的确良军装，衣兜背面还加盖长方型的部队红印章，也许对军人的仰慕，暗自思忖：我若有一件的确良军衣，那该多美！
不久，小姨给我真搞到一件的确良军上衣，我欣喜若狂，如获至宝，我清楚地记得，回队或返城才舍得穿，平时劳动干活根本舍不得穿，怕弄脏磨破，每清洗一水，总是叠得平平展展，压到箱底。1979年春，我当了村上首任学前班老师，几乎天天军衣不离身，即便隆冬，添加几件棉绒衣，也舍不得脱去。缘由很简单：一是为人师表。加之，轻柔好洗，每周一次，保持洁净；二是乡村不少孩童破衣烂衫，翕鼻流淌，动不动还爱玩个土，一天到晚，简直是“泥猴”土孩子。所以，打铁先得自身硬。除了率先垂范，我常常要求孩子们，不管什么布料，哪怕补丁衣裤，必须洁净，不是我有“洁癖”，我认为，从小抓起，养成习惯，既是老师的神圣天职，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多年以后，我一位知青朋友告诉我，妻子见儿子穿了一条有破洞的牛仔裤，太不雅观，妻子便找来对应的色线，花了好长时间，一针一线缝补好，儿子回家看到后，气得一把夺过牛仔裤，硬是用剪刀将缝补好的破洞一一挑开，恢复破洞原貌，还冲母亲厉声喝道：“这是新买的，叫时尚，你懂吗？”顿时，两口无言以对。更奇葩的，我还闻听有人发难：“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像话，人蹲下非要露出‘尻渠渠’，还大言不惭，说是性感。”
听罢，我只是苦笑。如今啊！父母认为是丑陋的，孩子说是美好的；父母认为是美好的，孩子说是丑陋的；时代不同了，这就是“代沟”……
刨红薯
红薯，有多种称谓，有人叫它红苕、番薯，也有人称它山芋或地瓜，我太熟悉它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城里居民凭粮本供应，细杂粮搭配，我每月定量供应27·5斤，缺粮的日子，红薯自然不可或缺，一日三餐，就要靠它接济充饥，或煮或蒸或烧，是其主要做法，但是吃久了会膩口，母亲就会变换吃法，煮熟了切成条状油炸；或当土豆炒菜吃；或放在太阳下曝晒，做成薯干，饿了可随时拿几条或几片来咀嚼。听大人讲，当年黄土地里长出的红薯，含水分重，稍软，是没牙老人品尝的佳品。沙土中长出的红薯，水分少，吃进口中，干噎嗓子，满口淀粉，犹如炒熟的板栗同样滋味。凡人皆有不同口味，我喜欢吃沙土中长出的红薯，甘绵充饥。薯心有纯白、粉红之分，遇到粉红心，像吃梨和苹果一样，有时拿刀削掉薯皮，生吃爽口，嚼在嘴里，发出“咯嘣咯嘣”的脆响。它是城乡家庭的主食，常摆席面，许多人靠它过活。因此，我对红薯有着特殊的情感。
百闻不如一见。知青岁月，我亲身经历体验了红薯栽种、生长和收获的全过程。我队在“营房”地块半人高的棉花地里，由南向北，间作套种了一溜一溜的红薯，即是棉花地，也是红薯地；采摘棉花的时节，也是收获红薯的日子。瞧！那绿中透白，白中泛青的棉花地，倘若人不进地，很难看到地下还埋藏着红薯。出工前，随着队长连声喊“摘棉花咧！”，我就会手提担笼，跟着社员到地里摘棉花；若队长连声喊“刨红薯咧！”，我就会手拿锄头，到地里刨红薯。干不同的活，拿不同的工具，这是起码常识；摘棉花的时候，垂头可见，红薯藤蔓向四周扩展、延伸，那么葱绿和茂盛，把黄土梁梁捂的严严实实。某种意义上，它抚平了岁月的伤痕，不见了生活的凹凸，黄土地看上去丰满充盈，是庄稼人寄希望的愿景。我发现，红薯只在泥土的表面生长藤蔓，什么时候也看不出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它们隐藏在根部的深土里悄无声息，默默成熟，委实庄稼人，不事张扬，老实巴交。
深秋，红薯在那片黄土地里成熟了。微风习习，轻拂心田，太阳依旧很灿烂，社员们扛着锄头，背着竹篓或手挽担笼下了地，来到地里，分工明确，男劳力大都挥锄刨红薯，妇女劳力皆弯腰捡拾红薯，我先用锄拨开那些茂盛的藤蔓，泥土的脊梁裸露眼前，轮廓分明，这是红薯成熟后隆起开裂的部位，举锄挥舞，轻挖细刨，泥土松动，只见连根带泥翻滾出来的红薯，嗬！一窝好几个，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如同电影《地雷战》日本鬼子刨“母子雷”，提起一个，带出一串，兴趣盎然，惹人喜爱。
“咥红薯，屁大王。”那是农村颇为流行的一句口头禅，也是大家的共识。红薯属粗粮，少吃尚可，吃多咧，便会闹出笑话。那会儿，我常听一个寝室的知青相互“砸呱”，这个说：“把他家的，你的响屁能把裤子‘嘣’个洞。”那个道：“还说我哩！你昨晚的‘响雷’，像燃放‘二踢脚’，能把被子掀翻。”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
贫穷的年代，红薯和我们同甘苦、共患难，走过饥荒，捱过艰辛。如今，我早已返城，还是难以割舍红薯。只要看到它，就会想起插队的人文趣事；吃着它，就会念及那段峥嵘岁月，不是情感作秀，而是触景生情。“皆因昨日苦中苦，方知今日甜中甜”。
紧闭这扇门
岁月把眷恋的影子，拖成修长而又曲折的色块，回想心中的感情线，插队那会儿，知青毕竟都是少男少女，情萌心动，在所难免。对于当年的我们，政治荣誉是首位，爱情不知排几何。我白纸一张，未留痕迹，岂敢随心所欲打开这扇门！
当年，我所在的大队有近百号知青，分散8个生产队，男女比例几乎各半，忙时不见人，闲时乱串门。劳作辛苦一天，不像社员还要喂猪、养鸡等干家务，一些男女知青结伴儿串门，不足为奇，单调的日子，枯燥的生活，吃罢晚饭，总爱到对脾气、合得来的知青点走一走、坐一坐、聊一聊，城里有啥新鲜事？小队最近忙些啥？尤其女知青相聚，总爱喋喋不休，这个说，蛤蟆油抹面好！那个道，雪花膏擦脸好！谁穿了一件新颖美观的衣服，立马啧啧赞叹，成为议论的焦点和话题；女知青头式多是两条长辫，或梳成马尾辫，也有盘头挽结，再别一两个带图案的塑料发卡，给我的直觉，女知青好梳妆、爱打扮。真是“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乍一看，白白净净、花枝招展“蛮心疼”（方言：好看意思）。那像我们男知青一天到晚，灰头土脸，扑西来海（方言：邋遢），头发长的能梳辫子。
月上树梢头，人约黄昏后。爱是掩饰不住的。后来，我在村中总能见到几位出双入对的知青，大灶吃饭在一起，看露天电影在一起，即便回城也一路行。每到月光皎洁的夜晚，秋风拂面，格外凉爽。初恋男女知青如同久别重逢依偎在土路旁的树林里窃窃私语，谈笑风生。天上月明星稀，身上露水点点，也丝毫不觉寒冷，总有说不完的话。显然，走的近，关系不一般。那会儿，花季年龄，有的女知青生病了，个别男知青倍加上心，无微不至，早晚熬中药、跑前跑后买好吃的，甚至工也不出了，左右陪护，全天守候；男知青大都不爱动手做饭，做一顿吃一天，那是家常便饭，个别男知青动不动就到心仪的女知青房间混饭，囊中羞涩，内心富有，涌动青春的激情，像一池不平静的秋水，从微波涟漪到泛起阵阵波浪，哪怕借钱也要隔三差五拎点新鲜菜或米面油，俘获芳心；不少女知青远离城市和父母，交个男友，权当受气遭欺时，身边有个“愣头青”、“保护神”，无人敢欺，没人敢惹。而作为男知青在枯燥乏味的乡村，能遇到异性朋友，乃至交上“桃花运”，真是身心愉悦和慰藉。各自的心灵从此有了依托，觉得在这个大千世界之中，能够爱一个人并被一个人所爱，是多么幸福和美好！但双方很少深思熟虑由恋爱到结婚，还有一个漫长的等待、考验过程。一见钟情，一时快活，很容易情窦初开，心照不宣；在知青眼里再正常不过了，而有些保守的社员看不惯、理还乱，指指点点，背后议论，尤其个别男女知青嫌大灶饭不好，时常两人开小灶，给人的印象俨然小俩口，用社员的话说：“没成家就一个锅里搅开咧。”
我们小队3名男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也许十分投缘，或许上天安排，平时很少串门，与女知青交往甚少，不是清高自大不合群，並非不食人间烟火，我们常私下交流，形成共识，在农村谈情说爱为时尚早，犹如“流水中的木头——很不稳定。”其一、我们不是“扎根派”，又不知何时返城？奔向何方？；其二、不知别人家长有无交待？我父母早有告诫，插队期间不许谈恋爱，工作了再说。我深知，工作不稳变数大；其三、一些回城工作的老知青，也言传身教，本来早已交往的恋人，由于因家境、地域和工种等现实问题困扰，不得不各奔东西，另觅新欢；邻村我熟知的一位男知青在农村插队4年，与一位女知青交往了4年，天作地合，日久生情，在我看来，可谓，天生一对，地造一双。后来招工返城，一个进了省城，一个进了咸阳城，按理距离产生美，岂知时间不长，不欢而散，分道扬镳。究其因：“女大十八变。”插队岁月，耳闻目睹不少悲欢离合的人和事。有女知青“移情别恋”踹飞男的，男知青责骂：“狐狸精！”也有男知青“海誓山盟”甩落女的，女知青痛斥：“白眼狼！”凡人不得不想，感情这东西折磨人啊！但情人眼里出西施。看好的，不一定有好结局；不看好的，未必走不到一起。
感情像个谜，时而欢笑，时而哭泣。我以为，当年不少知青太单纯、太稚嫩。是友情还是爱情，我也说不上来，大概是糊涂的爱吧。
莎士比亚说：“再好的东西，都有失去的一天；再深的记忆，也有淡忘的一天；再爱的人，也有远走的一天；再美的梦，也有苏醒的一天。”又如青年评论家吴亮在《冥想与独白》中所言：“大概我们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污秽……事实上纯真早已不可复得，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还未泯灭向往纯真的天性。我们丢失的何止纯真一项？我们大大地亵渎了纯真，还感慨纯真的丧失，怕的是遭受天谴——我们想得如此周到，足见我们将永远地离远纯真了。”
此话耐人回味，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无怨无悔紧闭这扇门，连一道缝隙也未留……
又见麻雀
一早上班路过机关大院，偶见一群麻雀蹦蹦跳跳觅食，人到跟前，麻雀才扑愣着翅膀飞向一边，我眼前一亮，因好久未见麻雀了，回到办公室，不知咋的，一群麻雀快乐觅食的画面，就像过电影似的，浮现眼前，难以释怀……
孩提时代，吾虽不顽皮，却少不更事，一天到晚总爱玩弹弓，打鸟自然成了一大嗜好。那时咸阳城里的街道不宽，一街两行大都栽种着冬青树，春夏秋冬，郁郁葱葱；树不甚高，茂密旺盛；我猫在树下，只要瞄得准，肯定弹无虚发，有时一下午就能收获十只麻雀，用绳子串在一起，当“战利品”在同伴面前晃来晃去，甭提多么自豪和神气。那年月生活水平低下，小朋友玩耍十分单调，贪玩好动的我，常常手拿弹弓外出打鸟。一次，有位小伙伴看我手提一串麻雀，对我说：“咱吃鸟肉吧”。我瞪大眼珠子，不解地说：“咋吃？”只见他用土泥巴把鸟儿一裹，点起一堆干柴，就烧烤了起来，好长时间，泥巴干裂后，剥开泥块，鸟毛自然煺去，我们就吃了起来，虽不爽口，但亦是肉。为打鸟我曾闯过不少祸，不是把别人家玻璃打破了，就是弹子把人打伤了，母亲没少给人家赔不是。上小学了，母亲不经意地问我：“长大你干啥？”我挺爽快地回答：“打鸟。”惹得母亲哄堂大笑。我似懂非懂；可以说从小学到初中，只要有闲暇，我就会拿出弹弓偷偷打鸟，“弹出鸟落”的快感是童年无忌的最大乐趣……
插队期间，小小弹弓一直陪伴着我。天高地阔任鸟飞，随意发射乐趣多。那时，乡村四野总能见到成群的麻雀，从头顶掠过，黑压压，密麻麻，几乎遮天蔽日。就说我们知青点吧，天蒙蒙亮，听到的第一声就是麻雀的啾啾声，像闹钟似的，催人警醒。知青院紧邻磨坊，门前一片空地，时不时地上落有麻雀，欢跳觅食，是绝佳的猎杀场，或用一个筛子，用一根筷子撑起，再拴一细绳，里面撒点碎馍花，一旦鸟儿入网偷食，用力拽拉细绳，筛子倾倒，活捉麻雀，或房门虚掩，蹲在屋中，近距离用弹弓点杀麻雀，图个开心愉悦。记得看护队上庄稼和柿园，从早到晚，弓不离手，有时一天能收获两串鸟，即守护了庄稼，又打发了孤寂，何乐而不为呢？当年，在社员眼里，麻雀被视为害虫，糟蹋粮食么。所以，只要不殃及人，打得再多，无人干涉，还给你竖大拇指。伴随年龄增长、阅历丰富，曾经的嗜好渐渐淡忘。咸阳城区的变化，楼高了、路宽了、灯亮了，早已今非昔比。我发现城里的麻雀销声匿迹，难道是“人多了，鸟没了”，还是“树少了，鸟飞了”；好长时间，我想不明白。欲见麻雀，因我眷念童趣；怕见麻雀，因我为当年打鸟的野蛮与残忍而追悔。直到有一天，“重视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口号响起，使我豁然开朗，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是不是给鸟儿留存的空间太少、太少，身单力薄、幡然悔悟的我又能为鸟儿做些什么呢？
星期天，我与朋友一道逛鸟市，猛然发现过去司空见惯、撵也撵不走的麻雀，竟被囚禁笼中，成了有价的“观赏鸟”。我走到卖鸟摊前问道：“一只麻雀多少钱？”摊主答：“两元一只。”接着他又说：“买两只玩玩，图个快乐。”我数了数，一只不大的鸟笼里竟有十来只麻雀。我不假思索地说：“全买了。”朋友一旁不解地说：“你干吗养麻雀？”我莞尔一笑。高举鸟笼，对视着鸟儿，我扭头看看麻雀，麻雀亦扭头瞧瞧我，一种难以名状的伤感油然而生。走出鸟市，我情不自禁打开笼门，麻雀如同囚徒一般，使出浑身解数一只只飞出牢笼；朋友又说：“你咋把麻雀放了？”
那一刻，惟有自个清楚：算是平抚内心，偿还昔日的鸟债吧！
打 斗
按理天下知青一家人，谁知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实不相瞒，插队期间，我与知青打斗过，且打的不可开交，双方都挂了彩。后来给人谝起此事，十有八九不信。一是瘦弱的我，借个胆，恐亦不敢与人打斗；二是在知青和社员眼里，也算“乖娃”，很少和人红脸；三是只要回家，父母没少提醒，那怕吃点亏，千万甭打架。常言道，兔子急了还咬人哩。这人啊！遇到闹心事，真身不由己。不妨听我娓娓道来——
那是插队三年后的一个炎夏，正是小队西瓜开园，社员卖瓜的时节，也是我任村中学前班老师之际，那时，我已脱产全身心呵护、栽培桃李。难以忘怀啊！那天，我徒步回家，刚下北莽二道原大坡，快到民院什字（现中铁一局医院，那时路西是一家百货门市部，门前有一大块空场地），突然，耳闻目睹到争争吵吵，一浪高过一浪，围了一圈人。近前一看，原来是我队社员景明（化名）和一年轻人争的面红耳赤。说实话，放一般人，我会悄无声息离开，不凑这热闹。因我对这位社员稔熟，中年丧妻，拖儿带女过活，家境恓惶。在我的记忆中，一年四季他从不歇工，苦活累活毫无怨言，每到用架子车给地里拉土粪时，车厢里总载着最小的女儿，从知青点门前路过，一看便知，既看管了娃，又挣了工分，两头不耽搁；印象颇深的冬季他穿着打补丁的夏衣，偶尔穿件黑棉袄，破旧不堪，棉絮裸露，再看脚上那双洞穿的黑布鞋露着脚趾，每当我看到这一幕，惨不忍睹，心中泛酸，暗想：乡下咋有这么难尝的人啊！人穷狗也欺，越想越来气。不过，他的窘境外人谁知晓呢？
一种本能的同情怜悯之心，促使我钻进人群，挤了进去，景明一看到我，忙喊着我的名字，一把拽着我的手，像似遇到“救星”，冲我说：“你给评评理，瓜吃完咧，不付钱。”话音刚落，只见那位高大的年轻人肩背一个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分明知青标志。小伙发话了：“你这啥瓜么，还要钱呢！”我一看地面丢弃的瓜皮，足有半个瓜，那蛮横无理的态度，不由我想到，电影《小兵张嘎》里日本胖翻译官的经典台词：“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于是，我目不转睛，紧盯着那位趾高气扬，一脸恶相的知青好言相劝：“不就几毛钱的事吗，快把钱给结了。”“嗬！马槽里还多个驴嘴。”我说：“你说谁呢？”他答：“说你”于是，他一句，我一句，推推搡搡，杠上牛劲，谁都不示弱，我俩贴的更近，横眉冷对，我的头仅够着他的下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比他矮一头，少一膀，凭块头，真不是其对手，这时，四周围拢看热闹的人愈聚愈多。众人面前好面子。我指着他厉声道：“快把瓜钱开了。”“咚”冷不防，他先捶我一拳，我立马回敬一拳，噼里啪啦，两人相互拉扯扭打起来，双方脖子上都有抓痕，在周围观众拉架间歇，景明和他尚小的儿子呆立瓜车旁护着瓜，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心想，把他家的，咱引火烧身，你隔岸观火，也不帮忙上个手。眨眼工夫，那位知青跑出人群，从地上拾起半块砖，端直朝我走来，我也在气头上，毫不畏惧，冲出人群，失急慌忙也捡起半截砖，迎上前去，全然不顾。面对面，目瞪目，连对方喘息声都能听到，两人各自手拎半块砖，不依不饶，难分难解。可谓，箭在弦上，畜势待发。“拍砖”后果压根没想过，火药味浓烈能把人群掀翻，在这千钧一发时刻，队上几个卖瓜的社员大呼小叫赶到“战场”，群起而攻之。真是，火烧眉毛，援兵即到！人多势众，气势如虹。他胆怯地撂下砖，我也丢弃了砖，最终，那位知青自知理亏，分文不少，乖乖地开了瓜钱。
一打成名。回到队上，不少社员冲我戏言：“嘿，没看出你小伙，还磳怂的很（方言：意思胆正）。”我能感知这是大家在夸我。其实，就是帮人讨个瓜钱，碎事一桩，不足挂齿。岂知，正是这不经意的义举，后来成为我评选先进的一大缘由。
1980年8月，我这个“孩子王”当得好，有了名，经大队、公社举荐，被评为咸阳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当时咸阳市仅评出两名），从公社知青带队耿老师口中获悉：一是学前班带的好、教的好；二是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敢与社会不良倾向做斗争，指的就是那次打斗。我荣幸出席了在高陵县（当年高陵、周至和户县归咸阳地区管辖）召开的“咸阳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代会”。会后不几天，我告别了农村，被招入一家省属纺织企业。
正是那一年，知青全部返城，我国结束了长达20多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
人生苦短，短也有情。
四年零四个月，1582个日日夜夜的知青生涯，在我的人生阅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对此，自撰一副对联：
战天斗地 喜怒哀乐皆有
耕云种月 苦辣酸甜遍尝
横批：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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