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9日，清晨一到单位，见微信圈有消息称：著名作家陈忠实今晨7:40在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3岁。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遂打电话问与先生关系非常亲近的灞桥区文化馆馆长峻里老师。峻里老师说，昨夜还在抢救，早上7点他看着从手术室送入病房的，他刚刚回到纺织城准备吃早点。估计情况不太好。

不一会儿，消息手机满屏飞，央视记者李志的消息《著名作家陈忠实去世》在搜狐网播出，看来事情是真的了。想着先生生前对我的关怀和鼓励，我的喉头几度哽咽，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往事历历浮现眼前。

先生生前曾多次在我的家乡新筑镇讲课，我也多次前往聆听。最令我感动的是1990年秋，25岁的我与文友羽佳书馆馆长翟孝章等办了一个文学讲习所，主要参加人员为中学生和农村的写作爱好者，翟孝章与我作为主讲对学员进行文学创作普及。为了提高大家的文学鉴赏水平和创作能力，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斗胆邀请陈忠实先生为大家授课，当时我们籍籍无名，搞创作全凭一股热情，虽在一些报端刊尾发了一些发过一些小文章，但只是井底之蛙有小名气没大名堂。由于听过几次先生的讲课，也有小东小西请求过先生指点，彼此不算太生分也绝对不是多么熟悉，没想到先生却很给我们这些乡间飞来的麻雀面子，竟放下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答应前来设在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新筑乡围墙小学的文学讲习所来为学员授课了！先生要来授课的消息一经传出，小小的村落顿时沸腾了，大家争相前来听课，原本计划50人的规模，最后来了近200人，不少人托关系要门票聆听教诲，成为我们讲习所最为值得自豪的回忆。由于我们那时都很穷，没有能力为先生提供舒适的交通工具，临时借了一家单位的一辆勉强可以乘坐的面包车接送先生。讲完课先生连饭都没有吃就匆匆返回，当我们要支付先生那少的可怜的讲课费时他怎么也不肯收，还夸奖我们能在别人都向钱看的时候在农村搞写作培训的精神难能可贵，鼓励我们把好事办好，令我们心里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事我们的作为得到先生的肯定，不安的是唯恐做的不好令先生失望。在先生的鼓励下，我们认真对待的将每一期讲习所的学员，竭力为大家提供帮助，是不少学员在公开媒体上发表了作品，为灞桥取得文学创作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后备力量。

1991年，我有一部诗集准备出版但一时不知该找哪家出版社联系，文化馆的峻里老师把我的困惑告诉了先生，先生为此专门给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陈四长老师写了份推荐信，对我的为人和本事褒奖有加，让我和陈四长老师联系相关事宜，事后还为我的诗集题写了书名《圣像与阳光》。虽然后来因种种原因我的诗集并未出版，但先生提携后学的风范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发表稿件是年轻人感到很兴奋的，我年轻时也一样。为了发稿我曾不知天高地厚的将稿件直接寄给先生。先生接稿后总是认真批阅修改后，或推荐出去或退回我修改。我的一篇散文《秋山感悟》经他推荐由丹舟（郭树兴）老师编辑首发《西安日报》的，后经润色被《散文百家》登载，还入选《浙江省2011年高考语文模拟试卷》，我的诗歌《人在旅途》也是经先生推荐刊发在《延河》杂志的。

时下一些名人钻钱眼儿、借写字渔利，在文化圈内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而先生在此方面的口碑却出奇的好。他为我的家庭社会问题长篇小说《情殇何痛》（雨霖铃）题写书名、为我主编的刊物《灞上》题写刊名都是分文未取。

在我的社会家庭问题长篇小说《情殇何痛》（后名《雨霖铃》）出版前，我在2004年的一天晚上给先生打电话，想让先生作序，当时先生正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他说手头积压的请求作序的书稿很多怕误我的事，我顺便说那请您写个书名吧，先生愉快的答应了。先生从北京回来后，很快为我题了书名，并打电话告诉区文化馆的峻里老师让我到省作协杨毅老师处取题词，丝毫未提润笔费的事。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我与文友翟孝章在先生获茅奖后操作了一篇宣传先生的文章《白鹿原人眼中的陈忠实》，由于少不更事，文中的一些措辞不当甚至有损先生声誉因而引起先生的不快甚至恼火，消息传来我甚是惊恐。因为彼时我正在申请参加省作协，先生一句话足以让我永远在作协的大门外永远的徘徊、令我加入作协的事化为泡影。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省作协很快就发来通知让我到作协去办理入会手续领取会员证。当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位于建国路的省作协大院，首先想到的是要去拜谒先生、向他致歉。我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踅进先生的办公窒，自报家门，先生好像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似的，对我嘘寒问暖，当得知我的来意时呵呵一笑，说没有什么不必放在心上，以后做事要注意分寸，最好和当事人沟通一下。“好在是你们遇到了我这位乡党，不然别人不会那么客气的！”当得知我还是来办理入会手续事宜时，先生热情指路，说：“李秀娥老师就在旁边办公室，你去，她在专门等你们这些新会员办手续呢！”

上述“宣传文稿事件”也造成文友翟孝章好长时间觉得不好意思见先生的面。后来，翟孝章办了一家作文学校欲让先生题写校名牌并题词以做宣传，因有心病在前，他不敢直接找先生说便找我想办法联系牵线，并准备了丰厚的润笔费。当前往取题词时，他心里很不踏实，唯恐先生知道是他的事或提及往事令人难堪。谁料见到先生后，愉快的往事如数家珍，不快的过去一笑了之，先生对年轻人的莽撞行为大度的宽容，还鼓励翟孝章好好办学勤奋创作，不要有思想负，当即欣然为翟孝章的巨笔作文学校题词“作文改变命运”。临了，翟孝章拿出润笔费要给先生，先生说什么也不收，还说“咋都哪钱说事呢？连一点情分都没有了？别说是乡党，还是同道呢！为文化事业做点儿微薄贡献，我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当翟孝章提出让先生多少收点润笔费时，先生真的生气了：“再提钱就不要拿我的字了！”和二十多年前不收我们的授课费态度一样坚决。拿着先生的题词，我与翟孝章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先生走了，他爽朗如铙钹的笑声仿佛仍响在我耳畔，他那七沟八梁一面坡如白鹿原般的面容仍浮现在我眼前，遥望白鹿原，辽阔、雄浑、高远，翻开《白鹿原》，深沉、厚重、璀璨！那是当今无人逾越的高原，那是先生灵魂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