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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没有集邮的概念。因为物资极度匮乏，什么都稀奇，糖纸呀，烟盒呀统统收作宝物。看到信封上的邮票，自然也不会放过，剪下来，夹入由糖纸、烟盒混杂一体的书中，放学后，献宝似的拿出来在同学之间显耀，几个小朋友围坐一起，便可以相互交换，分享其中的快乐。那时，我随父母居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外人单凭信件上的地址，是无法找不到我们的，因为保密原因，信封上只留有收信人姓名和由一串数字组成的某某信箱，外加一枚8分钱的邮票。
四年级那年，父母由内蒙迁往西安。行李必须精简，便让我们把多余的东西尽可能地往外丢。那一次，我的两大本糖纸、烟盒、邮票便被母亲当作多余物给丢掉了。现在想来，心痛中，却伴有一丝无奈的微笑，那些往事毕竟已成为人生记忆的一个点，令人终身难忘。
上了大学，仍然没有集邮的概念。但我却仍然喜欢那些花花绿绿、图案优美的邮票。快毕业那年，我的几首小诗在省市报刊上发表，往来的信件上就贴有邮票，但多为普通邮票。那时，读者与编辑的交流全部是通过书信来往，这些普通邮票自然也是喜欢。后来，我上班了，国家也开始发行纪念邮册，我便年年订阅，直至今日。
1988年，我的两首诗歌经陕西省作家协会推荐，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外国邮票，那信封上贴有的日本邮票，满满的异域风光，好漂亮啊！对于不可能出国的我们来讲，总还是人生的一种向往。
几天后，我按照寄信地址，给日本的编辑老师写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而且斗胆提出，可否给我寄几张日本国的旧邮票留作纪念。我当时所说的旧邮票主要是指用过的、没有实用价值的邮票。其实，我那时还不懂得真正的集邮，更对邮票没有价值概念。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日本编辑的来信，打开一看，除了短短几句鼓励的话语外，满满的全是日本邮票，足有二、三十张！多为没有盖过戳的新邮票。我惊呆了。激动之余，却突然产生了一丝不安，生怕自己无意间被人利用，成了间谍。
我从小生活在航天系统，保密意识似乎与生俱来。知道周边国家经常派出特务、间谍来刺探情报，甚至搞一些小破坏，更有意志不坚定的航天职工被敌特势力用糖衣炮弹拉拢腐蚀，成为出卖国家机密情报的叛徒、特务、间谍……此时此刻，面对优美漂亮的日本邮票，我突然害怕起来。联想到前一阵子有一位瑞士文友在西安进行文化交流，读过我的小诗歌，说是喜欢，特别想认识一下。因为我还在上班，请不了假，她便提出到我单位来进行文化交流。我马上向单位做了请示汇报，单位的答复是：我单位属于国家机密单位，国外友人需要到国家安全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显然，那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彼此也便错过了相互交流的机会。
现在，面对这么多的日本邮票，心里慌慌的乱。本来只想着有上那么三、两张便非常知足了，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张。第二天，我便提笔写了一封信给这位日本编辑，大致意思是感谢编辑老师的辛勤付出及热情与友善，但却在字里行间向人家透露：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与日本有着特殊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那该有多好啊！言外之意，就是不想再有任何书信往来。虽然没有直说，但明眼人都能读出其中的逐客之意。
我心情复杂地将邮件放入邮筒，贴了一张精心挑选的中国邮票。猜测着日本编辑老师看到这封信时的表情与感受，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
终于，我没再收到日本老师的来信。后来，从省作协那里得知，这位日本编辑前川幸雄先生一直致力于中日间的文化与交流，为了增强中日友谊，与陕西省文联、陕西省作家协会多方联系，借助文化搭建交流平台，促进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他把陕西省部分诗人的作品翻译成日文，在日本报刊发表，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并将60余位诗人的作品辑入日本版《长安诗家作品选注》一书，并邀请时任陕西省文联主席李若冰先生为本书作序（因为是日文，所以我也看不懂）。现在翻出来一看，里面有许多大师级的人物：柯仲平、霍松林、晓蕾、闻频、雷抒雁、子页、梅绍静、朱文杰、商子秦、渭水、高建群等等，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一次文化盛宴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内心，似乎丢失了什么，想到对前川幸雄先生的猜疑，我的心隐隐作痛。面对邮票上传递出的友谊与文化，我开始忏悔。
是邮票，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让我在思索中成长。其实，中日两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为和平与友谊进行着努力。
方寸之地，也会有诗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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