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这部长篇小说为什么取名叫《雀儿》？书中两个主人公的名字都和鸟有关，这并不是巧合吧？

 周养俊（以下简称“周”）：我喜欢动物，特别是天上的飞鸟。小时候在老家养过鸽子，还养过啄木鸟，老家住窑洞，窑洞上面还有个小窑洞，我们叫高窑，是很早以前乡下人躲土匪用的，后来鸽子、啄木鸟都在那里做窝孵幼鸟，我经常爬到高窑里去捉，给小鸟喂食。因为喜欢，我写《雀儿》的时候，就给几个主要人物都取了鸟的名字，比如雀儿、百灵。这两只鸟都可爱，但又有明显的不同，外貌、个性对比强烈。

《雀儿》写的是一个麻雀变凤凰的故事。麻雀小，但有志向，有志气，有毅力，很勇敢。特别是它的志气，这是我一直看好的。咱们经常看到麻雀在飞、在跳、在叫，但是麻雀死了以后就看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麻雀在它将要死的时候就拼命地往高处飞，直到被风化掉。另外，麻雀有极强的团队精神，咱们很少看到单个儿的麻雀活动，要是单个儿，那一定是遇到什么意外了。一次，我在路边看到一只死麻雀，很快就有几只麻雀围住了它，看那样子是想把死麻雀运走。因为我惊动了它们，那个结果没看到，一直很遗憾。

 记：《雀儿》这部小说是讲关于乡下的年轻人来城里奋斗的故事，您是如何构思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题材？

周：写小说，我一直认为优势是故乡和我所在的行业。我从小生活在乡下，有许多农村的素材，2012年我把这些故乡的人和事写成了长篇系列散文《那些事儿》，后来获得第五届冰心散文奖和第三届柳青文学奖荣誉奖。后来想写我所在的邮电行业，我在这个系统工作了四十多年，太熟悉了，闭上眼睛主要人物就在眼前浮现，可是多种原因的考虑最终还是放弃了。

写世纪之交进城务工的这批乡下青年，是我忽然间萌发的一种念头。这几年，我出了七八本书，经常和印刷厂打交道，认识了许多搞设计、印刷的农村青年，特别是搞设计的年轻人聪明、勤快，技术掌握得快，思想活跃，工作跳槽的也多，他们都有故事。一天，我和西安商标印刷厂长韩效祖先生聊天时，忽然产生了写印刷厂这些人的想法。

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素材做支撑。比如，我们单位有不少花工、保洁工、水电工和炊事员，他们都来自农村，大部分和我熟悉，也许是我从农村走出来的原因，也许有我长时间分管后勤工作的因素，闲聊中都给我讲过他或者他人的故事。因为工作关系，我还认识一些读大学的农村孩子，他们在就业时遇到的许多问题，对他们我有一些了解，也听说过一些故事，《雀儿》中的百灵，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在钟楼下工作、生活了八九年时间，对那一代很熟悉。我把《雀儿》中主要人物放在钟楼一带活动，因为钟楼是西安的标志，是乡下孩子向往的地方，“钟楼下的雀儿”引人注目，同时，也想使《雀儿》多一些城市文化元素。

在《雀儿》这部小说里，我写都是小人物，写小人物的小命运，写他们的思想、追求、婚恋、家庭、生活。我觉得他们是世界上的小动物，是不被重视的一群，作为作家有责任、有义务书写这群人，讲他们的故事，为他们立言，为他们树碑。

 记：请介绍创作过程，在这期间中您遇到过哪些困难？

周：2013年年底退休后，不少同事、朋友劝我写部长篇，也有些素材在脑海里翻腾，就动了写长篇的念头，可是不久，就有些灰心了，一是体检时查出心脑血管问题，二是单位返聘所从事的工作使我一时难以静下心来。但是，既然动了笔，我还是想把这部小说写出来。自己认定了的，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数十年，我从来没有这样难过，这个时间里尝到了文学创作的“苦头”，也深深地理解了“年龄不饶人”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于是，变键盘输入为稿纸手写，最后干脆请一小同事帮忙，我站着说，她坐着打，然后我再坐在电脑前顺字句、改稿子。写的还算顺，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了第一稿。当时我很高兴，就把草稿送给周围几个朋友看，他们说写得还不错，问题是把人物都写成了好人。我说我的眼里没有坏人，因为我看生活中的人都是好人。他们说好人也会干坏事、犯错误！我仔细一想，觉得他们说的对，从头到尾就修改了一遍，加了一万多字。

2014年国庆节前夕，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稿子分别送给了著名评论家李星、畅广元老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畅广元老师10月11日下午约我，就《雀儿》的修改谈了近两小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李星老师在国庆节休息时间仔细阅读了《雀儿》草稿，并且写了《城市化背景下一代农民儿女的人生和命运》的文章。10月12日上午，在陕西省社科院见到李星老师，当他把评论稿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他正感冒着。两位师长对我和《雀儿》的关心和重视，令我感动。

稿子涉及到印务行业，其业务我不熟悉，就送稿子给韩效祖先生请教。韩效祖先生是企业家，文字也很好，近年又主编了一本《艺文志》。第三天早晨，我刚起床就接到他的电话，说稿子读完了，写得不错，并提出了三条修改意见。

听取这几位老师、朋友的意见后，我又分别把稿子送给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刘宁、韩红艳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申亚妮以及作家路小北征求意见，这几位年轻评论家、编辑、作家都很认真，读完稿子后写了书面意见，一些意见很具体、很直接，有些还比较严厉，我深受启发，感觉自己立即修改的准备不够充分就暂时放下了。

2015年初，我先后三次去新疆参加“边疆邮路万里行”的采访、写作，回到西安已经是六月底了。省作协创联部的同志打电话催稿，这才又拿起了笔。一段时间的沉淀，改起来还比较顺手，不到两个月就收笔了。

我把第三稿送给李星老师以及刘宁、韩红艳、申亚妮、韩效祖等批评。李星老师阅读稿子后，很快发信息给我，并对他的评论文章做了大的修改。那几天，西安热浪滚滚、气温极高，李老师在高温下伏案工作，其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其他各位不但提出了修改意见，还写了批评文章。在此基础上，我对稿子又进行了一些改动，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

    记：您觉得《雀儿》这本书属于什么类型的小说？在创作方面，您觉得较以往有什么突破吗？

周：应当是励志型的小说，我想通过我讲的故事，告诉年轻人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让年轻人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在创作方面，我是用散文手法写小说，写得比较平实、清淡、舒缓，让读者感觉到温暖，没有追求太强的故事性，人物的命运也没有大起大落。因为他们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他们的故事也是小故事。但是，以小见大，可以折射出一个大世界，看出一个大道理。

5.李星老师说：“以诗歌、散文创作而成为陕西职工文坛翘楚的周养俊先生，在年届六旬时却突发雄心，为了“填补自己文学人生的缺憾”，向从未曾问津的小说创作发起了冲锋。您对此怎么看？

李星老师是表扬我，鼓励我。实际上，我很早时写过小说，1981年，我的短篇小说《啊，朋友》发表在《陕西青年》杂志上，并获得陕西省青年小说、散文竞赛乙等奖。这篇小说改变我的工作，单位领导发现我能写东西就把我从团委调到办公室当秘书，因为时间太紧张，我就改写新闻和诗歌、散文了。

《雀儿》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实现了我的一个愿望，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在此之前，我没写过大部头的东西。去年年初，见到省作协贾平凹主席，他知道我退休了，希望用好这段时间写点儿长的。我很感谢省委宣传部、省作协领导及相关部门给予《雀儿》资金支持，

感谢各位老师、朋友的关注、关心和帮助。

  记：您对《雀儿》还有遗憾吗？

  周：要说遗憾，还是有的，这部小说的故事不是激动人心，主要人物命运没有大起大落，要改编成影视剧估计难一些。

  记：您想对现在正在为生活和梦想奋斗的年轻人说点什么？

周：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每一步都要靠自己来走，不管它多么艰难、多么险阻，都要坦然面对，知难而进；要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不要因为目标达不到而沮丧，只要心里有梦想，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转自《文化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