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被誉为“博学鸿儒”、“文化昆仑”。有意思的是，钱锺书在个人评职称这件事上却极富戏剧性。目前，坊间流传着三种不同版本的关于他评职称的说法。

先说第一种情况：据欧阳中石先生讲，钱锺书先生评职称时，评委们一度曾意见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不知道钱锺书是干什么的。你说他是搞外国文学的吧，他在中国文学方面比谁都强；你说他是搞研究的吧，他又擅长创作；你说他是搞创作的吧，他那几年主要是搞毛选英文翻译……有关评委就此请教欧阳中石的老师金岳霖。金先生说：“咱们换一个思路，不要问他是干什么的，而是要问他还有什么不会。”此语一出，众人茅塞顿开，是啊，钱锺书先生是学跨东西、博涉多能的不折不扣的大家！于是，一致通过。

 再说第二种情况：据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教授定级时，钱锺书先生仅靠一本薄薄的《谈艺录》就被评为“一级教授”，而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王瑶先生著作等身，却只评到“三级教授”。毕竟，新中国成立前，王先生主要是研究古代文学的。

 还有第三种说法：也有人说，钱锺书先生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年仅四十出头，评职称时著作只有《谈艺录》，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何其芳认为，钱锺书够一级研究员，于是，就被评为一级研究员。而另外一位搞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以两部专著申请副研究员，学术委员吴世昌说他的著作不能算是学问，结果这个人就没评上。

以上几种说法大约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乏戏说的成分。那么，关于钱锺书先生职称一事，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1933年夏，钱锺书先生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当时，学校有意让他留校在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结果，钱锺书先生拒绝了。同年8月，钱锺书来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光华大学是1925年6月由退出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数百名师生所创建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学校规模较大。按当时规定，一般大学毕业生要工作两年后才能做助教，当上助教后，要再工作几年后才能提讲师。但光华大学惜才爱才，破例聘钱锺书先生为外文系讲师，请他讲授西洋文学和文学批评两门课程。如此礼遇，实属难得。

钱锺书在光华大学教书一年有余。1935年春，钱锺书报名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名列榜首。1935年夏，刚刚结婚不久的钱锺书先生携杨绛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37年，钱锺书凭借其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

 英国大学不同于美国大学，学制比较保守，并非大学毕业即可获得学位，尤其是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老牌大学。在上世纪30年代，这些学校一般是不承认外国学校的学位，当时，这种学位也极少颁发给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钱锺书以留学生身份，能在牛津大学得到文学士学位是很不容易的。钱锺书获得的“庚款奖学金”，按规定本来可以在英国留学四年，但因为要陪杨绛去法国攻读拉丁语言文学，所以提前两年毕业。当时，校方决定聘请他为中文讲师，但钱锺书先生谢绝了聘任。

 1938年上半年，当钱锺书还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时，母校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即写信给他，力邀他回国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冯友兰在信中讲，这种破格聘任在清华大学属破例。因为当时清华大学有明文规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生只能做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由副教授再升教授。但清华大学鉴于钱锺书的才华，决定破例一回。

 1938年9月、10月之间，钱锺书携妻带女乘船回国。从香港上岸后，直奔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到校后学校聘钱锺书为外文系教授。此时，外文系的教师基本上还是他当年在清华读书时的老师。就这样，年仅28岁的钱锺书，便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