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顒，字中孚，号二曲，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海内三大儒”。李顒自幼家境贫寒，9岁时始入村塾。不久父亲病故，辍学在家。后在母亲教诲下借书自学，很快遍读经史诸子。17岁时读《冯少墟先生集》，“恍然悟圣学渊源，乃一意究心经史，求其要领”。18至22岁时，又先后阅读了《周易》《春秋三传》《性理大全》《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程氏遗书》《朱子大全》《九经郝氏解》《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大学衍义》《文献通考》《通典》《通志》《二十一史》等，遂成为饱学之士。
　李顒读书治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悔过自新”，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李顒少年时喜读明代学者周钟的著作，被书中宣扬的忠孝节义精神而感动。后来听说周钟投降李自成后，李顒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失节，耻莫大焉。于是将此前读过的周钟的所有著作，悉数焚毁，以示绝决。
　 30岁后，李顒的学术思想又有了较大改变，开始倾向于体认心性之学。清顺治十四年（1657），李顒在病中摄神静坐，对于理学家所说的“默坐澄心”有了新的感悟。当时他一日三静坐，黎明、中午、午夜。静坐时均要焚香一炷在前，使心既“静而虚明寂定”又“动而虚明寂定”，在本体未发之中和已发时求“致中和”。在这种生理与精神俱发生改变的时候，体悟到那种“灵机天趣”、“流盎满前”、“跃鱼飞鸢”的境界。兴趣转移到体证心性上后，李顒认为这才是为学的第一要旨，其余皆为枝节。据《历年纪略》载，李顒当时曾感慨万千地说：“余初茫不知学，泛滥于群籍，汲汲以撰述辩订为事，以为学在是矣。三十年后，始悟其非，深悔从前之误。自此鞭辟著里，与同人以返观默识相切砥，虽居恒不废群籍，而内外本末之辩，则析之甚明，不敢以有用之精神，为无用之汲汲矣。”不仅如此，李顒还将自己此前花费数年心血写成的《帝学宏纲》《经筵僭拟》《经世蠡训》《时务急著》等著作付之一炬。李顒之所以焚去这些著作，一是因为这些著作多是辩证考订之作，为李顒所不取；二是因为这些著作沿袭、依照他人之著，读什么书即有什么样的著作，自己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宗旨，缺乏切身体会，不免纸上谈兵。李顒这种返观自省、自我批判之举实在是精神可嘉。
　李顒不仅对己苛刻，对人亦是如此。有次，一位友人以文选寄赠，请他批点，李顒回信说：“台翰忽至，求批所纂昭明文选。……是书连篇累牍，莫非雕虫，中间有何可取！……程子有言，学也者，使人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著述一事，大抵古圣贤不得已而后有作，非以立名也，故一言出而炳若日星，万世而下，饮食之不尽。其次虽有编纂，亦不必当时夸诩于人。或袛以自怡，或藏诸名山，至其德成之后，或既死之日，举世界其余风，想其为人，或访诸其子孙，或求其门人，思欲得其生平之一言以为法训。斯时也，是唯无出，一出而纸贵洛阳，千门传诵矣。……比见足下以其所著诸书，辄出以示人。人之服我者固多，而议我者亦复不少。其服我者，不过服我之闻见精博，能汇集而成书也。其议我者，直谓我躬行末懋，舍本趋末，欲速立名。”李顒认为，著作如果无关道德修养和品格提升，著作如果与个人身心性命不能合二为一，就没有必要撰述和流通。他认为著述的最高标准就是要有益于身心，从内心自觉流出。
　李顒特别重视学者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说：“儒学明晦，不止系士风盛衰，实关系民生休戚，世运否泰。”为此，他号召学者在读书治学之余，一定要大发事功，惠及苍生，做社会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