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成功，固以内缘因素为首要，然亦多有外缘背景。章士钊曾云“名士亦须拉缆人”，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是凭借相互间的提携、扶持而跻身名流，学界尤是如此。

1917年，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没有考上。但是，前一年梁氏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究元决疑论》，以近代西方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蔡元培读后，认为他功底很好，前途无量。当他得知梁没有被北大录取时，甚为惋惜，说：“梁漱溟想当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于是，梁漱溟被聘来北大主持印度哲学讲习。试想，如果当初没有蔡元培的“不拘一格录人才”，何来日后的“一代大儒”梁漱溟？

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早年仅读过小学及中等工业学校(未毕业)，以后辗转在中小学、出版机关及报馆供职，编纂有《战国策详注》、《清诗评注读本》、《中国体育史》，然不过为稻梁谋，非深造自得之学。后有幸得到胡适、顾颉刚推荐，任福建协和大学中文系教授，遂以小学学历而一登龙门。

沈从文先生早岁受知于胡适，始得以小学学历跻身高校。启功先生为前清皇族之后，然家道中落，仅有中学学历，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识拔，先后到辅仁附中、辅仁大学任教，始得跻身学者之林。

罗尔纲先生是我国近当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训诂学家。1930年6月他从上海中国公学文学系毕业，蒙老师胡适垂青，遂到胡适家里工作，主要是抄录整理胡适父亲胡传的遗集，并辅导胡适两个儿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学习；还帮胡适整理图书和做一些学术工作。罗为人木讷、拘谨、不善言谈，胡适为了鼓励他，每次家中来人他总会说“我的朋友罗尔纲。”

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家世贫寒，三岁时祖、父俱丧，赖寡母含辛茹苦，才得以在慈善性的育正小学、免学费的安庆第一师范先后就读；毕业后又任小学教师、家庭教师。1929年陈寅恪读其《古诗十九首考》之后主动推荐徐中舒入中研院史语所。四十年代徐兼职成都燕京大学，与陈氏共事，陈又称许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好的学生”；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邀陈氏北上主持历史研究所，陈举徐氏以自代。后来徐中舒在史语所第一组(历史组)曾负责整理原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于行政事务方面亦多兼任，陈寅恪致傅斯年函谈及其人有谓：“第一组主任弟仅挂虚名，诸事悉托其辨理，故弟个人对之有特别感谢之必要。”陈寅恪对徐中舒推许再三，虽出于学问之公，但亦不无交谊之私也。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张荫麟1922年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时已勤于著述，深得梁启超赏识，当面称他“有作学者的资格”；毕业后藉公费留美，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及社会学，不待五年期满即返国，未获博士学位。当时陈寅恪向傅斯年荐之云：“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可谓推许备至矣。

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一生可谓幸运：当年胡适曾向邓之诚咨询《懋斋诗钞》的有无，只因邓故意不言，周后来始能发现其书，是为其接触红学最重要的机缘，此其一；他与胡适素未谋面，胡却青眼相加，并慨然借出海内孤本甲戊本《石头记》等珍籍，他始有条件继续其研讨，此其二；《新证》在1954年《红楼梦》批判前一年印行，可称及时，否则稍迟即无出版机会矣，此其三；批判运动展开后，作为红学考证的后起之秀，周虽受攻击，却由于毛泽东的幕后意见而得到保护过关，此其四。

历史学家童书业自幼多病，祖父又为前清遗老，故长期在家接受旧式教育，熟读经史；藉其超凡的记忆力，于先秦古籍多能背诵如流。二十岁以后接触顾颉刚著作，乃师其法以治史，功力与方法遂能相得益彰。1935年，顾请他赴京做研究助理，承担燕大、北大及禹贡学会多项工作；因他没有任何学历，顾氏只好自己供其食宿，并由个人支付他薪酬。

中国当代词学大师唐圭璋自幼孤苦，十二岁始读小学，十五岁入读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颇承校长仇埰的识拔；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从吴梅学习词曲，考虑到学有专攻，遂专力于词，而定其学术上的终身。

学者谢国桢少年时未受正规教育，曾三考北大，皆因数学、英文不佳而落榜。后始得入清华国学院，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结业后更在梁家教授其子女；其治明末清初史，即承梁氏启发也。

此外，王国维赖友朋之力，陈寅恪赖家世之力，陈垣赖教会之力，饶宗颐赖商帮之力，叶昌炽曾馆于潘祖荫家，余嘉锡曾馆于赵尔巽家，董作宾曾馆于徐炳昶家，孙楷第曾馆于傅增湘家，唐兰曾馆于周学熙、周叔弢家，钱仲联亦有家教经历，皆因外力相助而遂成学界胜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