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这座城市越来越显得怪异的了，从寒冬仿佛一下子就跳到了苦夏。时令分明是春的名分，温度却是夏的张扬了。这样的日子，衣着就显得纷乱，吊带也来了，超短裙也来了，自然也有穿着皮夹衫的。我呢，在这个早晨，穿了一件水红色的体恤。衣服是朋友送的，我很喜欢。再者说了，昨天刚与长春电影制片厂签定了《薛文化当官记》电影改编事宜的最后一道手续，这事算是妥了，穿着这样的衣服，我想讨一份乐呵，讨一份喜气，讨一份吉祥。可是，在办公大楼里，在马路上，在食堂里，我却遇到了尴尬事，面儿熟的就笑着说好鲜艳啊，面儿生的就钭着眼睛看我，嘴角流露出怪怪的笑。我终究诚惶诚恐了，下午赶紧换了一件长袖衬衫。别人看着我怪，我自然理解的：毕竟四十大几的人了，脸儿又生得黑，何苦大红大绿呢？还是大众色的好。

毕竟不是原则问题，水红色体恤衫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烦恼，笑一笑，摇摇头，也便过去了。

   一摇头，让我摇出了许多的记忆来。记不得几岁了，亦记不得上二级还是上三年级，又一年春节款款走来。农村的娃是喜欢过年的，过年多好啊：不用上学了，可以吃肉，可以走亲戚（亲戚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好吃的），可以放鞭炮，还可以穿新衣服。之前，我的新衣服都是清一色的黑颜色。棉花是母亲在地里一棵一棵种出来的，一朵一朵采的，线是母亲在纺车上一圈一圈轮出来的，布是朋在织布机上一梭一又一梭子织出来的，颜色呢，是母亲用黑膏子染成的。那会儿文化大革命搞得如火如荼，狠批封资修，反对大红大绿，农民人嘛，只有染成黑色了。可是，这一年，母亲说我舅舅从咸阳弄了一蓝膏子，还说过年时要给我们兄弟姐妹们染成蓝衣服。我的兄弟姐妹们那个高兴呀，比吃肉还高兴。话是腊月梢上说的，我们天天等，天天盼，从腊月初一盼到腊月初八，再盼到腊月初十，还没有盼来舅舅的蓝膏子。这一年，我们穿的还是黑衣服，黑上衣，黑裤子，黑鞋黑袜子。虽然没有穿上心仪已久的“花”衣服，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还是欢喜不禁，——那阵子，穿衣服是为了避寒。若干年后，我参加工作了，上班时喝茶看报，下班时麻将金花，日子确实无味。我实在不甘平庸，我是文化人呀！我很想表现出自己的个性来，怎么办呢？先是留长头，长头发留起来了，走到街上搭眼一看，满眼全是长头发，无一例外都是二溜子......算咧，剃吧！后是蓄胡子，胡子蓄起来了，走到街上搭眼一眼，满眼都是大胡子：烤羊肉串的是大胡子、无业游民是大胡子、摆摊算卦的也是大胡子......算咧，剃吧！再后呢，我就在穿衣服上下功夫了：里面是粉白粉白的衫衣，扎着领带，外面是一件棕色的老棉袄。棉袄是我的母亲一针一线缝成的。我这么穿着，大摇大摆，我行我素，我的身后总有指指戳戳，叽叽咕咕，我引以为豪。那会儿，穿衣不是为了避寒，是为了“扮酷”。年过不惑，我终究缓过神了：一个人的个性，不是扮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那是他（她）内心深处的文化气息支撑起来的。现在，我穿衣服，既不是为了避寒，也不是为了扮酷，我只是为了一份休闲，为了一份随意。尽管如此，还是惹来了闲言碎语。是啊，衣服穿在自己的身上，看在别人的眼睛里，别人看着不舒服了，撂几句闲话，理解，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

上个月，我去吴起县采访。吴旗的山让我恐惧，吴起的狡小让我惊奇，吴起的羊肉荞跺面让我回味无穷，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谢银伍的人，他是我采访的主人公，是采油三厂新寨作业区的经理。采访完了，二万五千字的报告文学也如期交稿，但有两句没有写的心里话：人活到老谢这个份上，不容易，也值。

窗外，广场上的铿锵声落下去了，夜走到了深处，——我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