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发表《鲁迅的七条遗嘱》。全文如下：

【上海十九日下午十一时发专电】鲁迅在《中流》杂志第二期发表《死》一文中有七条遗嘱。(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大公报》中提到的《死》一文，系44天前，也就是9月5日，鲁迅在病中写下的一篇杂文。在这篇杂文中鲁迅写道：“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七条遗嘱内容同上，略去）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曾子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话用在鲁迅身上并不灵验。鲁迅的遗嘱，同他以往的文章，乃至同他的为人一样，棱角分明、风骨凛凛，眼里总是容不下一粒沙子，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都是咄咄逼人。与一般人的“温情脉脉”不同，鲁迅的遗嘱敢于直面“真实的人生”，不虚伪、不矫情，甚至不乏“世故”与“心机”。

细读鲁迅遗嘱，除了一切从简、忘掉悲伤以外，似乎还有以下几点大可引起我们的注意：首先是“重友情”。“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鲁迅生前明确表示，“死后不收任何人一文钱，领导的不收，下属的不收，同事的不收，街坊的不收，但对于朋友，却可以不在此列。”据说，这后半部分文字“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是听了别人的建议后才加上的。这表明鲁迅在坚持严格的做人原则和苛刻的要求时，还是给老朋友留足了面子，充满浓浓的人情味。其次是“不忘战斗”。与胡适的宽容不同，鲁迅至死不宽容。行将离世的时候，仍要声称“一个都不宽恕”。对于那些“空头的文学家和美术家”，鲁迅是深恶痛绝，即便到死，也要痛骂一声，显示出一种绝决的人生态度。最后是“警惕诱惑”。鲁迅说：“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应许你升官，应许你发财，其实背后都是想从你手里得到什么。正如《战国策》所说：“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以权交者，权倾而亲离。”

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鲁迅的遗嘱，透露出一个即将倒下的战士对世事的洞悉以及对死亡的平淡。鲁迅对自己一生做的“自我鉴定”是：“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鲁迅并不讳言“于自己保存之外”如何如何。不仅如此，他还告诫青年“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阅读鲁迅遗嘱，我们感受到是，鲁迅生命之泉，最后一刻喷涌而出的，是对人的最普通、最平凡的生活的渴望，眷恋与珍惜。他的人生之曲最后一个音符是属于生的欢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