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但却是他的老师辈人物。1917年，胡适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的时候，冯友兰还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师生关系，胡适终其一生对冯友兰在学术上的成绩，始终是坚持苛刻态度，且向来少有好评。1930年，冯友兰曾将《中国哲学史》的书稿寄给胡适，向他请教，胡适除了提出对老子年代不同的看法外，对全书未做任何褒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在这句近似客套的话里，最值得推敲的是“功力之勤”的“勤”字。“勤”只是“勤快”、“勤勉”、不懒惰而已，连“深”字都谈不上，更不必说“高明”了。胡适说这番话在
    遣词用字上显然是经过斟酌的。1931年，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发了他
    与胡适之间的一段学术论争，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的问题。为这个问题胡适与冯友兰争执了一辈子，直到晚年，两人都还坚持己见，丝毫不让步。
    上世纪40年代，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很差。1943年10月12日，胡适读了张其昀主编、冯友兰担任主要撰稿人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接着胡适在日记中，对张其昀、钱穆和冯友兰三人作了一个短评。说张与钱是“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是“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而他
    们三人的共同处则是“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从这段短评中，不难看出胡适对冯友兰的失望。
    到了50年代，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已经明显地带有鄙意了。1950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3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宾州大学的卜德教授翻译成英文，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胡适在1955年7月号的《美国历史评论》上写了一篇书评。
    在这篇书评中，胡适除了写书评者惯用的一句客套话“乐见此书”以外，几乎全是批评，而且是从基本的架构上，来全盘否定冯著的价值。1955年1月24日，胡适在写完这篇书评后，有如下一段日记记载，可以看出胡适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极为不满的：“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要我写此书英译本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想说几句好话”而又“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可见在胡适的眼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简直是一无是处！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先生曾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写了一篇相当肯定的书评发表在1949年12月号的《哈佛亚洲研究期刊》上。胡适看了很不以为然，遂在1950年5
    月29日写给杨联陞的信里，特别提到此事：“你评冯芝生的书，未免笔下太留情了。他一字不提‘颜李学派’，可见他无见识。他接受Northrop 的胡说作纲领，更是好笑。”另外，据钱穆在《师友杂忆》一书中回忆，他与胡适初次见面谈的依旧是老子年代的问题，其中不免涉及冯友兰，胡适当时说：“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50年代末，胡适在给史学家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再次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他说：“冯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
    书所举僧名，最为无识！”
    胡适晚年谈及冯友兰依然是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1961年，胡适和钱思亮聊天，谈起大陆一些人的近况，结果对冯友兰评价很苛刻，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3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
    何炳棣先生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胡适先生杂忆》的文章中提到胡冯二人的关系，他说：“适之先生一生最不公道的是他对冯友兰先生性格和学术方面反复的评讥与否定。”那么，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为什么对冯友兰如此苛刻呢？其实如果细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其中很大程度上包含对冯友兰人格的认识。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是随着冯友兰自身的变化而变化，愈往后评价愈低。由此可见，胡适之所以看不起冯友兰，主要是因为冯友兰在人格与道德上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底线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