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过一句话：“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这话可看作是他一生对金钱的态度。

　　胡适1938年9月13日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0月6日正式上任。胡适刚一上任就四处演讲，目的是争取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由于连日奔波，胡适忽发心脏病，住进了长老会医院。住院77天，花费6000多美元。知道胡适身份后，医院给他打了六折，也就是3000多美元，加上其他费用共计4000美元。胡适当时的薪水是每月540美元，除去自己开销，还要担负远在国内的一家人的生活。这样的话，4000美元对于胡适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了。即使他不吃不喝，也得还上8个多月呢。由于胡适是在公务活动中累倒的，所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托人送来了3000美元。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胡适都完全可以让国家来担负这笔费用，但是胡适没有。他说，国家正处在艰难中，哪怕是一分钱外汇都是十分宝贵的。4000美元他没有让国家担负一分钱，全是自己掏的腰包。这么多钱，胡适自然无法拿出。好在他有两个好朋友——爱国侨商李国钦和陈光甫替他作了垫付。他再慢慢偿还人家。

　　胡适任驻美大使的540美元月薪，在美国实在不能算是高收入，况且他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在这个大家庭中，除了胡适都是清一色的纯消费者。在1938年至1942年间的大使任期内，胡适的个人支出主要包括个人日常生活和江冬秀在国内的家庭支出，以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用等，另外尚有零碎支出。为了应付这些花销，胡适不得不从各方面节省开支，连给妻子买东西也尽量托人带回国内，以节省邮资。为了替国家节约外汇，胡适外出从来不带秘书、随从，一切亲劳。为了节省小费，他每次叫出租车都是亲自跑到使馆前大道的拐弯处。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但是胡适从未动用过一分，原封上缴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以领，站着讲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像胡适这种不领特支费的，除了任过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外，再无二人。

　　胡适任大使期间在钱财上清廉节俭、有口皆碑。在个人收支方面更是账目清楚、公私分明。据余英时先生讲，胡适在美国任大使时有两个账户，一个是进账，他自己演讲得来的钱。一个是出账，交给秘书，上面记着他救济的中国的、美国的有困难的学生。一笔200元、300元这样的，他自己此后再也不提了。胡适自己原本就已经很拮据了，但他还是尽可能地帮助别人。这换做平常人是不大容易做到的。胡适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尽管也很穷，但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难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弹惊恐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

　　大使卸任后，胡适在美国过起流亡的“寓公生活”，为生计所迫，他时常要拿着两个纸袋亲自上街去买菜、购物，在拥挤的公交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因心脏病猝发倒地逝世。胡适死后，秘书王志维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外，胡适生前留下的钱财只有135美元。真是令人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