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师说》中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段话可谓是对师道的最好阐述。中国历史上不乏恪守师道之人，但尤以刘师培、黄侃二人最为知名。

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被章太炎誉为是“国学界的凤凰”。刘师培一家五世治《春秋》，但对《春秋长律》中的历法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故迟迟未能定稿。1910年，刘师培向同为端方幕僚的武人徐绍桢请教六历之学，“时徐以武职在（端方）幕府，而刘先生知其所长，因下礼于徐，竟通六历之学”。刘师培请徐绍桢校勘《春秋长律》：“闻先生历算精深，请校阅疑误，则小子无遗憾，先人当罗拜矣。”徐绍桢见刘师培一脸谦恭，居然飘飘然摆起谱来：“你诚心诚意请我校正，明天应当准备好衣冠，捧书来，我看看书稿，若我能修改，你再穿好衣冠，行完跪拜大礼之后，我秉笔校正。”第二天，刘师培果然具衣冠捧书来，徐绍桢正襟危坐，接过书稿，仔细阅读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对刘师培说：“错误甚多，不仅条签疑难也。当尽半月之力，为君改正。”刘师培听后立即跪地行礼，顶书谨呈。十天后，徐绍桢为刘师培《春秋长律》校正错误百余条，刘师培看后叹曰：“徐先生算学，真高深莫测矣。”刘师培国学功底比武人徐绍桢不知要强多少，但为了弄懂历法之学，他居然甘心拜学问不如自己的人为师，一时被学林传为佳话。

一代名士黄侃狂放不羁、目无余子，但他却“能服善”、“能下人”，恪守师道尊严。黄侃比刘师培只小了一年零三个月，可谓是同辈学人，论学问两人不差上下。据章太炎讲，黄侃在小学、文辞方面的功底远在刘师培之上。黄侃在见到刘师培之前一度曾对其很是不悦，原因是刘师培曾支持袁世凯称帝。1916年，黄侃与刘师培见面。黄侃读了刘师培关于《左传》的著作后，当下拜服，称刘为“旷代奇才”。1919年春，刘师培病重，自感来日不多。一天，他和黄侃闲谈时说：“吾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黄侃知刘师培膝下无子，于是安慰他说：“你在北大授业，还用担心你的学问没有传人吗？”刘师培叹息道：“北大诸生恐怕难以担当此任。”黄侃说：“那你觉得谁能继承你的学问呢？”刘师培缓缓答道：“像你这样足矣！”黄侃听后，猛然站立，正色相告：“愿受教。”次日，黄侃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带着礼物来到刘师培家磕头拜师。备香案，宴同行，当众行扶服四拜大礼，刘师培立而受之。黄侃甘心做刘师培的关门弟子，这让包括章太炎在内的不少学人都颇不以为然。对此，黄侃解释说：“《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刘师培去世后，黄侃亲撰《先师刘先生小祥奠文》，情文并茂，以“慰我悲情”。不仅如此，黄侃还将刘师培的墓志铭拓片装裱后挂于书室，“朝夕面对，如见师恩”。

师道二字值千斤。无论是刘师培拜徐绍桢为师，还是黄侃拜刘师培为师，都充分体现了韩愈所说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个意义上讲，刘师培、黄侃都是“读书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