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又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坚定支持者。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傅斯年就在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时论，提醒国人警惕日本。1931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傅斯年极不赞同。这时，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认为政府暂时无力收复失地，赞成华北停战。傅斯年闻后勃然大怒，坚决要求退出《独立评论》。傅斯年对胡适向来尊重，执弟子礼甚恭，但这次态度却非常坚决，弄得胡适非常伤感，下不了台。
    1935年10月，北平部分文人感于日本对华北的军事威胁，发起设北平为“文化城”，即中立区。傅斯年拒绝参加。1935年，日本特务土肥原到北平推动华北自治运动。河北省主席宋哲元的幕僚萧振瀛出面邀请北京学界传达意见。会上，傅斯年对萧振瀛大加申斥。不仅如此，他还力劝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希望不要制造分裂的契机。是年9月，傅斯年为尚未出生的儿子取名“仁轨”，而不用“乐”字排行，借此怀念在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唐代大将刘仁轨，并表达自己的抗日心志。
    “九一八”事变后，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言论，傅斯年于1931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从历史角度详细叙述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这之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东北史纲》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到1945年日本投降，傅斯年仅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今日评论》等报刊发表的有分量的抗日文章就达十余篇，这还不算那些饱含爱国激情的各种时论。在《日寇与热河平津》一文中，傅斯年愤怒地写道：“今日北方大局，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傅斯年又于1939年连续发表《地利与胜利》《抗战两年之回顾》等两篇具有浓厚军事理论色彩的文章，从当时敌我双方的战略入手，详细分析了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满怀信心地鼓励国人“我们一天天地上升，日本一天天地下降”“大光明的前途正在不远”。
    1945年8月15日夜，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四川李庄，傅斯年欣喜若狂。他当即买了一瓶酒，走上街，边走边喝。在欢庆游行的队伍中，傅斯年扭动着肥胖的身躯，拿着一根手杖，上头挑着帽子，大喊大叫。结果帽子飞了、棍子掉了，整个人也累得瘫了过去。此后，傅斯年代胡适先期接管北大。对于那些在北大沦陷时曾出任伪职的职员，傅斯年一概开除，并一再声称“汉贼不两立”。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是傅斯年在抗战最困难时期，为表示自己誓死抗日、全力报国而写下的诗句。如今这满含爱国情怀的诗句依然激荡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