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士王闿运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史书中说他性高旷，不事营利。实则不然。王闿运虽然终其一生连个进士都未考中，但这并不妨碍他一心想做“帝王师”。

1914年，80岁的王闿运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史馆馆长兼参议院参政。王闿运进京赴职途经武汉时，段祺瑞特意专程来访，请求指点迷津。王闿运说：“世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做官，一个人若是连官都做不好，那就一无是处。过去我年富力强，有许多大事要我去做，现在我老了，无用了，便只好去做官。”

其实，早在此之前，王闿运已将自己的心机表露得直白无遗。杨度21岁时，慕名拜王闿运门下。王闿运赏识杨度的才华有意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于是就问杨度：“我这里有三种学问：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你杨皙子想学哪一种呢？”杨度问：“有何区别？”王闿运答：“功名之学，是为功名而求学，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终目的，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从事这门学问，不必深究圣贤精义，不必身体力行做人之真理，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只需遵循权力场的潜规则即可。……诗文之学，乃以探求古今为学为人之真谛而设。或穷毕生之精力治一经一史，辨证纠误，烛幽发微；或登群籍之巅峰，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或发胸中之郁积，吟世间之真情；或记一时之颖悟，启百代之心扉。总之，其学不以力行为终极，而以立言为本职。……至于帝王之学，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弘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为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见唐浩明《杨度》）

此番话可谓是王闿运一生心魂之所系，原本是要亲自实践的。无奈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如今只好对弟子和盘托出，但愿他能悟得其中三昧。不仅如此，王闿运还不忘谆谆告诫杨度帝王之学翻手云覆手雨风险极大，“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不过一纸之隔”，“入凌阁、上封神榜的是他们，油烹刀锯，甚或毁家灭族的亦是他们”。最后，他面色凝重的对弟子说：“帝王之学既不似功名之学的稳当，又不似诗文之学的清高。你可要想好。”王闿运的此番面授机宜似河东狮吼，振聋发聩。此后，帝王之学便成为沉积于杨度生命深处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虽千万人吾往矣”。

王闿运的另外一位得意弟子经学大师廖平晚年曾这样评价乃师：“湘潭长于文学，而头脑极旧，贪财好色，常识缺乏，而自持甚高，唇吻抑扬，行藏狡狯，善钓虚誉。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远。远则遨游公舛，不为所忌，依隐玩世，以无用自全。”应当说廖平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结束了他备受争议的一生。死前自题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