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不足三月，我就被送到乡下，同祖父母一同生活。祖母又把我塞到另一位农村妇女的怀里。

 奶妈的怀里便有了两个乳儿。可能我是靠她左方那个奶子喂大的，否则怎么会长得这么瘦弱？

 时间不长，又被祖母接回。我这个人自幼好动，白日里爬溜滚打，非祖母的一双粽子小脚所能应付过来。至今，村里人一提到我总是说：“噢，你提的是这娃。自小就筛刮喀”。筛刮，本地语，仅取个音，字究竟该怎么写至今不知，凭直觉明了那大抵是泼辣、大胆、撞得开的意思。

   再筛刮的孩子也是孩子。不论明日里如何刁顽，晚上却有一种欲望，可怜巴巴地等人来搂，瞪大双眼，随时准备扑进母性的怀里咂上两口奶。总之，需要温存。祖母把我搂进怀中，干瘪的奶头塞进孙儿的小口。但是，虽咂得巴嗒直响，却苦于无汁，急出一头细汗，最终呱呱地大哭起来，两条小腿狂蹬不止。惊醒了祖父，大声埋怨：“咋弄的。把嘴给堵上。”嘴当然不会堵，祖父把我往下一拽，塞进了被窝。挣扎一阵，无人理会，我便敛了声气，自个儿探出头来。

   一缕光亮从天窗泻下，像母亲胸怀溢出的诱人的体温，它抚慰着童稚毫不掺假的脸颊，舐润着两排间隔得远远的睫毛。流星划过，鸟儿掠声，月光浮起，为世界撒下一个谜的网。读不懂，还不到猜谜的年龄，但我在读。

   冬天到了，冷风卷着细沙乱撞一气。祖父爬上房顶，把天窗的周围用稻草堵了起来。

   为做针线，天未黑祖母在屋里便要点灯。祖父气急，一把将我从祖母的怀里提出，巴掌打在屁股上。手起处，五道红梁。

   哭声不绝，祖母又把我捺进被窝。哭声更烈。祖母急得也哭。祖父难听地骂一句，卷一床被，挟一块石枕，去了饲养室与三爷同炕。

   一连五日，夜夜如是。祖父受不了这“洋罪”，次日晚连烟盘子也要搬窝。嘴里又吼一声：“碎瘟神，长大连一口热饭也要不到。”

   第六日，祖母请了人来，写成黄纸条儿许多，再托人捎到外边去张贴。条儿上写：

   天皇皇，夜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大概过路君子们无暇念三遍，前居后邻每晚还是听到我的哭声。那晚，祖母在炕没上放一碗水，备一支筷，将手中的黄裱纸点燃，在我的向身前身后晃几晃，口中念道：“猴儿经，猫儿经……谁把我娃吓了……快走！快走！”再将筷子直立水中，以示灵验。

   说奇亦奇，那木筷在水中果真就立得起来。这个谜至今未解。但哭声依旧，只是嗓门一晚比一晚沙哑，尾音不再像当初那般长。

   腊月二十九，祖母正忙着蒸年馍，听到我说要喝水，便转身去倒。又听到一声异响，回头时，我已昏死过去。祖母一声惊叫，引得四邻奔来。有的掐我的人中，有的张罗请医生。三爷急忙忙将家中所有扫帚连续点燃，上抽下打，左旋右舞，斥骂鬼妖如同吆喝牲口踏犁沟一般。红光盈窑，热闹非凡。

  公社一位白姓医生被请了来，耽搁了年饺，忘了年头，守了我两天三夜，吊了十几瓶药液。

   烧退人醒，医生松了一口气，说我得的是肺病。

   医生走了，晚上我依然嘤嘤地哭。祖母又去求医。白医生说：“这娃要哄得不哭才行，不然这病还会犯。”

   实在没有了其它办法，捎话叫了四姑来，意在让她来也帮着想想办法。四姑天性爽快，嘴快且直，办事麻利，见不得个龌龊地方。进得门来，病不及问，先叫喊了起来：“屋里暗得像炕洞。大人都能憋死，别说娃们的。”随手拉过打石榴的长杆儿，往天窗上捅了几捅，屋子便又见了亮光。

   当晚我便不哭，天窗往后也不再堵上。

   至今我还想不通，一个脐口未痊的孩子，一个只能用眼睛和心灵与世界对话的年龄，是什么催促他在黑夜里企盼一拢朦胧斑驳的亮光，是期待着常人习以为常的母爱的呼唤呢，还是已经习惯于凝视星星的泪光，月光的寂寥，抑或在倾听寻求着归宿的风儿和鸟儿的呢喃。

   1982年秋天，祖父病危，子孙们急匆匆奔了回去。祖父穿着黑色的寿衣，仰面躺在炕上。四姑推推我：“快到跟前去。看你爷给你还有啥话说。”祖父眼闭着，话语尚清晰：“咱这一家就你情况差一些。听说外头人要房难得很。将来你成了家，不要图宽畅，亮堂一点我就放心了。爷知道你自小就爱见个光亮，要么就得病。实在不行，就常回来着点，一来替我照看这个房，二来黑天里也能见个亮光。”

   庆幸得很，祖父那次并没有死去。现在回家，他又每每对我唠叨亮光的事，逗得周围的媳妇和孩子们禁不住哧哧地笑。有的说“人家城里窗户大得很，安玻璃，跟村东那家一样。”有的说“人家用的是电棒，比咱的灯泡还亮，发白光。”祖父对他们的话全不当一回事，偶尔还埋怨那几个娘儿们几句：“我孙子的事你都不知道喀，别插嘴。”每每在这时，我也只好打马虎眼，难以把道理对他老人说清楚。

   其实，在世界上，依赖亮光生存的岂止我一人，盲人的心里也离不开希望之光的沐浴啊！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便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也提醒着我的亲朋好友：不论何时何地，千万不可去堵塞别人希望的亮光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