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心灵颇不宁静。一方面极想静下心来读几本书做几件事，一方面却又琐事缠身难以入静。如此这般，便常常徒生一种莫名的恐慌与人生的流逝。今晨起来，天下起了濛濛秋雨。知堂先生言，雨天读书是为赏心乐事。我以为这话实在是体悟之语，非用情用心之人不能说出。我何不方学知堂先生一回，读一次“雨天的书”。于是便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书。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是 梁启超先生1921年12月21日在北京哲学社的一次讲演。对于梁启超梁任公先生我一直是心怀敬仰，我曾想写一篇文章《梁启超与孔子生平之比较》。我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在阅读梁启超的过程中发现梁启超与孔子有着惊人的相似。梁启超与孔子都是一生挣扎于入仕与治学之间，早年积极入仕，中岁理想碰壁、接连失意，晚年归宗学术、一心治学，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达到辉煌的颠峰。他二人不仅从政的经历相似都是两度崛起、流亡14年，就连人生的一些心境情思也大致相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此说，在我的心目中梁启超那是孔子再世的化身。一般人对于梁启超的认识无非是他是康有为的弟子、是维新变法的骨干、是坚持保皇立场的顽固派，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便又会知道，他是开一代风气的改革家、是创立“事务体”的资产阶级报人、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其实这些都不足以概括梁启超波澜壮阔的一生和他伟岸亮丽的人格。照我看来，梁启超实在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家、人生的大智者。汝若不信，就请试读这篇《“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讲演。

讲演一开始任公就说，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他说：“人生观是个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个人的人生观不必都是对的，不必于人人都合宜。但我想，一个人自己修养自己，总须拈出个见解，靠它来安身立命。我半生以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接下来，他继续说，“责任心”强迫把大担子放在肩上这是很苦的，但“兴味”却是很有趣的。这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它调合起来。所以我的生活虽说一方面是很忙乱的，很复杂的；他方面仍是很恬静的，很愉快的。我觉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极了；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我的见解便是一孔子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和二老子的“为而不有”。

原来任公是将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和道家的“为而不有”两大思想作为自己人生的“两大主义”。这“两大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关于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任公这样解释：“知不可而为”主义是我们做一件事明白知道它不能得着预料的效果，甚至于一无效果，但认为应该做的便热心做去。换一句话说，就是做事的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一味埋头埋脑地去做。任公的此番解释是包含大智慧的。首先，对于“知不可而为”的人来说，他预料的便是失败；他的预算册上件件都先把“失败”两个字摆在当头，用不着什么计算不计算，拣择不拣择。由于“知不可而为”的人，只知有失败，或者说他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早已做好了失败的准备，那么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什么是可惑可忧可惧呢？另一方面，在“知不可而为”的人看来，既然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罢， 是微尘也罢，只要在这微尘生活段片生活里，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犹豫。

今天我们有许多人批评孔子，说他“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言下之意孔子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只能说，说这话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读懂孔子。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人不该事前猜度，不该先定事之成败，不该先有成见，不该为着自己。圣人到底是圣人。我们这些挣扎于红尘中的人之所以会有烦劳，恰恰在于我们缺乏孔子的这种“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精神。我们遇事总要计算某事值不值得做，即使是值得做也要进一步计算某事可成功，某事必失败；可成功的便去做，必失败的便躲避。我们自以为算盘打对了，其实全是自己骗自己，计算的结果总是与事实不相对应。“士不可以不弘毅”，这就是孔子的精神。孔子的可贵恰恰就在于他““知其不可而为之”。那些在我们看来注定要失败的东西，于孔子而言却是一抹理想的色彩。由于孔子将人生观定在了“知不可而为”，所以在他看来事事都变成了“不亦乐乎”、“不亦悦乎”。想到这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一部《论语》竟看不到一个苦字，为什么孔子会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为他心里是有欢喜的。他做的是他喜欢的事，并非有何种东西鞭策。

至于老子的“为而不有”思想那就更玄妙了。老子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对此韩非解释的很好“生于其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为报也。”老子说“无为无不为”，我们常常只记得他的上半截“无为”而把下半截“无不为”忘掉了。诗人白居易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来质疑老子：“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可见，就连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也不见得就一定能了解老子的本意。其实，老子并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做，要是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他干嘛还要讲《道德经》五千言呢？那他不是用自己的手抽自己的嘴巴吗？那么，老子的“为而不有”究竟该作何解释呢？任公说，“为而不有”的意思是不以所有观念作标准，不因为所有观念始劳动。简单一句话，便是为劳动而劳动。这话与佛教说的“无我我所”相通。由此可见老子的“无为无不为”本思是说不为什么，而什么都做了。老子是想以此来告诫我们，为什么是不能问的，如果事事要问“为什么”，那什么事就都不能做了。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梁启超的这“两大主义”归并起来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

此外，任公在讲演中还多次谈到了他对成功与失败的看法。他说：依我想，成功与失败本来不过是相对的名词。一般人所说的成功不见得便是成功，一般人所说的失败不见得就是失败。天下事有许多从此一方面看说是成功，从别一方面看也可说是失败；从目前看可说是成功，从将来看也可说是失败。宇宙间的事绝对没有成功，只有失败。世人所说的一般大成功家，实在都是一般大失败家。说到这，任公举了个例子。有些青年自觉会作几篇文章，便以为满足，其实这那算得什么学问？徒增了许多虚荣心罢了。他们在报上出风头，不过是为眼前利害所鼓动，为虚荣心所鼓动，别人说成功，他们便自以为成功，岂知天下没成功的事？这些都是被成败利钝的观念所误了。

人生在世间是混混沌沌的，在这种混混沌沌中生活几十年，我们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困惑，就像我近来常常徒生的这种莫名的恐慌与人生的流逝。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这种恐慌与焦虑呢？这便是梁启超说的“责任心”和 “兴味”。有了“责任心”便有了目标、有了方向，便能安身立命；有了“兴味”人生便不离、不苦、不枯燥，便能做到进退由我、把持自如。任公的这话可视作失败中的鼓舞，烦闷中的清凉，困倦中的兴奋，让人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