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通令《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通令要求国民“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剪辫”遂成为“革命”和“向新”的标志，成为一种时尚。然而在举国上下大兴“剪辫”之际，有学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依然我行我素地留着一条长辫子。
    王国维成为这股“逆流”的最大代言人。王国维的生涯学问，大致可以辛亥革命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思想学术上是维新派，以新学(西学)为尚，嗜习哲学，专攻文学；后期则转为文化政治上的遗老派，回归古学(国学)，而以史学为志业。
    王氏应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依然保留着作为遗老标志的小辫子。胡适晚年回忆王国维：“他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据说王国维的夫人曾劝他：“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甚么？”王答：“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甚么！”联系他自沉前的那番话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不难看出他的辫子便具有了一种为故国“招魂”的意味。
    辜鸿铭，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夫子，终身拖着一条辫子。他说：“如果把地球看成是一个头，各个民族看作是头发，那么中华民族就是那条标新立异的辫子。”辜鸿铭视辫如命且美其名曰“这是我的护照！”并标榜自己是“老大中华最后一个代表！”1917年，辜鸿铭在北大教授英国文学。上课第一天他拖着一条大辫子，用丝线系上，戴着一顶红帽结里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文学院的汉花园红楼。进教室后，学生们见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哄堂大笑。辜鸿铭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打量了一番，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一席话，让所有人若有所思，从此以后，上课再也没有人敢取笑他留辫子了。
    孙德谦，江苏苏州人，精研经史，著名学人。孙德谦入民国后亦长期留辫不剪，二十年代任教上海政治大学时，脑后还拖着一条古色古香的辫子，令人颇发怀古的幽情，引得没有他课程的低年级同学常来看宝似地一窝蜂追着欣赏。
    从众易，逆流难。王国维、辜鸿铭、孙德谦留辫子表面上看是一种可笑、古怪的行为方式，实际上这是一种人格上的特立独行。辫子在这些学人的眼里已成为一种符号，具有某种政治和文化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