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1949年4月底，竺可桢怅然离开他执掌了13年的浙江大学。1949年5月27日，有关方面派人来询问他对新政府的意见，竺可桢说：“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亦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所以有今天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

　　不料话音刚落，浙江大学墙报上就出现了对竺可桢的攻击：“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的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在学术和尊严遭受践踏的年代里，竺可桢黯然伤神。

　　竺可桢原本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建国后很快便面临尴尬境遇。竺可桢曾为科学研究立下三种操守和尺度：“虚怀若谷，不武断蛮横，不凭主观，不抱成见；实事求是，专心一致，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不盲从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逆境，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遗憾的是，他昔日立下的这些个原则如今兑现起来却比登天还难。

　　竺可桢对政治本能地保持反感，他一心想走科学救国的路子。当年蒋介石钦点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不屑为之”。后虽勉强答应，但上任时又提出了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各大学校长、院长都要加入国民党，但竺可桢拒绝接受，他说：“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厌恶憎恨而已……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痛绝。”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几十年以后的1962年6月，竺可桢以7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郭沫若闻讯赋诗一首：“雪里送来炭火，炭红浑似熔钢。老当益壮高山仰，独立更生榜样。四海东风驰荡，红旗三面辉煌。后来自古要居上，能不发奋图强？”1964年2月，毛泽东在卧室内接见了竺可桢，此后竺可桢便成为家喻户晓的“三大红色科学家之一”。

　　与同时代的科学家相比，竺可桢算是幸运的。由于来自最高层的保护，“文革”期间竺可桢既没有受到正面的批判斗争，也没有遭到抄家之祸。可是有谁能真正了解他此时的心境呢？“文革”前夕，为避免脱离群众，竺可桢主动要求降低工作标准，并且上交沙发、地毯，遣散保姆、警卫，缩小居室面积、钢琴馈赠幼儿园、合并使用一辆小车……而且他还经常自己去一里以外的粮店买大米，路上得歇好几次。在此期间看到同事遭批判他在日记中愤愤写道：“这样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实在过分了。”

　　去世前一年，竺可桢发表了最后一篇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开头是：“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去世前两天，竺可桢在日记中写下：“雨起，阴转多云。东风1-2级，最高-1℃，最低-7℃。”在自然和政治的气候里，竺可桢走完了他风雨交加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