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奚若（1889年～1973年），字熙若，自号耘，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学家、西方政治思想史学者。1941年3月1日，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会上，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独裁。蒋介石感到难堪，按铃提醒，语气平和地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参政会下次开会时，国民政府照例给他寄来了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张奚若长期以来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居。他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时，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领导，一律要参加国民党。张奚若拒不填表，但并未因此落职。1946年1月1日，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共计38人，其中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9人。学者傅斯年、张奚若是无党派代表，属社会贤达。无党派代表由各党派提名，民盟和中共两方面一致举荐张奚若，国民党却宣称张奚若是国民党老党员。张奚若并不买账，解释道：“不错，我曾是一个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也很奔走了一番。但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二年我去美国前，即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1928年我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时，又有人要我入党，我就拒绝了。”接着，他又给重庆《大公报》写信，郑重其事地发表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1946年，政协开幕前夕，张奚若受邀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演讲，当时听众有六七千人，张奚若大声疾呼：“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滚蛋！”他还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不仅如此，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一个定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说，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与过去一样，张奚若建国后依然坚持讲真话，讲硬话，一以贯之。当年在西南联大时，他说过“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1956年上半年，在一次学习会上，张奚若依然强调“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1957年，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期间张奚若对毛泽东提出了评价：“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毛泽东虽然对张奚若的这十六字批评不满意，但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
    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撰写回忆录：“张奚若这个人，王蒂瀓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徐志摩非常欣赏张奚若的个性，他说：“奚若这位先生，如其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像老头儿的下巴；这附生的青绿越显出他的老硬，同时也是他的姿态。他是个老陕，他的身体是硬的，虽则他会跳舞；他的品性是硬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不可染的威严；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候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