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你很年轻，已经出版了7本书，从正式发表第一篇文章到现在，也已17年，算是时光悠长，成绩卓然。你觉得“文字”这两个字眼如何影响着你的人生、工作？它在生活当中有怎样的意味？

史飞翔：我理解你所谓的“文字”其实就是指读书、写作，对吧？对我而言，读书、写作不仅是一种兴趣、爱好，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占据了我日常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活着是为了思考。读书写作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我生存于这个世间的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在。我想你肯定也是如此。

王春：你说韩石山曾说：作家的一生应该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修志”，受此影响，你自觉向学问靠近，最近出版了新书《学问与生命》。学问、生命是两个大命题，你觉得你的基本把握是什么？

史飞翔：在学问与生命之间，我主张“有生命的学问”和“有学问的生命”。学问与生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另外，我认为人世间所有的学问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好。学问如果没有生命作为依托，它就会流于形式，就有可能“异化”。

王春：你对宗教的贴近也比较多，生活当中自己也觉得是一个过得“苦”的人，这个“苦”指什么？你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吗？你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史飞翔：“苦”是一种心境。我一直觉得人生应该有一些些微的“苦”。正是因为厚实、苦痛，人生才变得丰富多彩。甜蜜蜜的人生那不是真实的人生。佛家教导人“勿忘世上苦人多”，我以为这是很有深意的。

我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是既满意又不满意，但更多的时候是满意。我认为人很多时候是需要一点阿Q精神的，自我安慰、自我调适。人生永远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这个人反应迟钝，对于激变的社会和复杂的人事既缺乏先天的敏感也缺乏后天的应对。很多时候都是别人将牛牵走了，我才想起去摇橛。正所谓：智者一步，愚者十年。生活中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将头埋在了沙地里的鸵鸟，别人都是迎着潮流而上，而我却是背对着社会奔跑，永远也抓不住时代跳动的脉搏。我理想的人生状态是“花开半妍月半圆”，我特别向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种“中庸之道”。

王春：你的新书《学问与生命》读来非常丰厚有快感，让读者集中了解到很多学问大家的思想和人生，还有你的独特解读，让我们受益匪浅。你在写作此类文章的时候也一定是随之喜乐的，讲讲写作对你自己的意义？

史飞翔：写作对我来说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听从内心的召唤。

王春：你说自己突然能听进去戏了，随着年龄，我也从原来的不可忍受到沉醉其韵味，“戏”的滋味究竟和人生的经历如何扣合？

史飞翔：真是那样的。我以前最怕听秦腔戏。我母亲喜欢在电视上看秦腔戏，我一见就头疼，借故走开。但三十岁过后的这几年忽然间喜欢起戏来。先前并不怎么喜爱的秦腔，居然也能入耳了。乡间民舍、街头巷尾、公园夏夜，大凡闻得秦腔之声，我总忍不住驻足侧耳、近前一观。看那提袍甩袖、吹胡瞪眼，听那慷慨激昂、幽幽怨怨，唏嘘之中禁不住生发出一番无限感慨来。后来我仔细想了想，这恐怕和人的年龄和阅历有关。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不过是人生的一种“变形”而已，人生是一处广义的戏。有时候想想，我们每个人在尘世其实都是“演员”、“戏子”，对着一群认识或不认识的观众扮演着社会赋予并认可的角色和故事，我们“看戏”也“演戏”。 白天工作、晚上看戏。既然天下事无非是戏，世上人又何须认真呢？

王春：你写了一系列的隐士文章，什么心缘让你开始关注“隐士”？

史飞翔：我关注隐士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是2008年，我参加了长安终南山佛教协会举办的一个为期一周的文化夏令营，与佛结缘，此后便经常跟随佛教协会心一师兄拜访隐士。必然因素是我骨子里天生就有一种“隐士的基因”，生性散淡、不喜拘束。我一直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隐士情结。在当今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或隐或淡的隐士情结。试想，当我们被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逼得无路可退的时候，当我们面临种种诱惑而身心疲惫的时候，当我们左冲右突仍无法找到慰藉心灵的途径和出路的时候，我们是否萌生过退隐的想法？我们是否憧憬那种闲云野鹤、恬淡安静的隐士生活？其实隐士并不神秘，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即：过一种心灵的、精神的生活。人人都能做自己心灵的“隐士”。

王春：梁漱溟曾说人生三阶段：逐求、厌离、郑重。你对此有什么个人体验吗？

史飞翔：我觉得梁漱溟先生的这个总结太好了。我自己时常也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候我觉得内心很自信、坚挺，就像广阔草原上的一棵大树一样；但有时候却又忽然莫名的忧伤、难过的要死，那情形就像风雨交加之夜一个纸做的房子，随时有可能倒塌。总之，情绪时常在这两者之间摇摆。

王春：我也很喜欢你在写杨绛的文章里提到的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这是怎样的人生况味，这种单纯有力的感觉能够有限地实现吗？还是它是一种态度而已？

史飞翔：诗人的天职是咏叹人生。兰德这首诗所传达出的那种淡淡的、幽远的、略带忧伤而又分明豁达的智者的人生境界实在是一种大美。我想这更多是一种心境，形而上的心境，是从精神的层面出发的，至于能否实现这种理想的境界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说呢？

王春：在“陈寅格的婚姻”一文中提到陈对爱情婚姻的看法，你觉得呢？你怎么看待爱情？什么又是适宜的婚姻？

史飞翔：我觉得爱情要分开看，恋爱中的爱情和结婚后的爱情。恋爱时的爱情是一种感觉。彼此心仪、你死我活。婚姻中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亲情，不痛不痒、不离不弃。对于结婚多年的人来说，婚姻就像是一根绳，将红尘中的一对男女捆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已故作家张中行先生曾把婚姻分为四类：可意、可过、可忍和不可忍。你可以试着对比一下，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至于陈寅恪先生说的那种理想的婚姻在现实中恐怕是很难存在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婚姻，75%是凑合着过下去，20%是还行，只有5%的人认为自己的婚姻是幸福的。我觉得婚姻其实就是迁就，是“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

王春：你文中提，沈从文临终时说：我对于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大师们对于死亡的看法很多都在深深影响着我们，毕竟世间除过生死并无大事。艺术家杜尚在自己的墓碑上幽默地刻着：总而言之，死的都是别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它太大太难以实证，你呢？

史飞翔：首先我怕死。我怕死是因为我贪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主张“未知死，焉知生。”一个人连死都没有思考过，怎么会懂得生呢？生与死是一对孪生姐妹。生是死的结束，死是生的开始。汶川地震后我写过一篇文章《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过》。在这篇文章中我写道：人在任何年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突然死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将自己想象成是“一个行将离去的人”，以“一个行将离去的人”的心态来理解和对待人生，把每一天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倾宇宙之全力活于当下一瞬，那样我们就能体会到“春有鲜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自然之趣，就能拥有“闲爱孤云净爱僧”的悠闲从容，就能够在此生活得既智慧又洒脱。

王春：你写“大师的清贫”，你的金钱观是什么？

史飞翔：我对金钱的态度是：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略有结余即可。相对于金钱，我可能更看重精神生活。

王春：除过读书、写作，业余还喜欢什么？

史飞翔：罗素曾说：“三种单纯而强烈的感情控制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知识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对人类痛苦无以伦比的怜悯。”同样，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东西吸引着我，那就是：自然、艺术和美女。除了读书写作，我还喜欢散步，特别是雨天或者是雪地中。

王春：对下一步的创作，是什么样的计划？

史飞翔：没有太大的野心。走一步看一步，能写多少是多少，得过且过。但总的方向应该还是文化散文。

王春：很多大师在生活当中都多少有点“痴呆”，你文中提到的金岳霖、冯友兰等的故事都让人忍俊不禁，这可能和他在某些方面过于投入有关。记得和你曾经聊天，你说你在生活方面也挺有笑话的？

史飞翔：大师们的“痴呆”那是风流，是风雅，是精神，是风骨。我不一样，我是真傻。你比如：我不懂数学，对数字不敏感，不会算账，不知道工资卡里有多钱，稿费都交由老婆打点。再就是我生存能力很差。不要说小事，就是在评职称、买房子这样的大事上我也一直是糊里糊涂，傻不愣登。老婆好心给买了个智能手机，没想到却不会用，一不小心电话就拨出去了，而且不知道怎样挂断，别人打电话让记个手机号，手忙脚乱。另外，我记性很差。上街去买肉，装模作样地“讨价还价”，结果付了钱却忘了拿肉。寄信去，信塞进了邮筒才想起没有贴邮票。洗脸转个身找不着眼镜。背心穿在身上却满屋子里找。还有一些更傻的事：过马路，对面过来个女孩，左躲、右闪结果还是撞了个满怀，类似的事很多，丢人得很。

王春：你写了很多“文人”，你对“文人”的定义是什么？

史飞翔：这个问题以前没想过。今天你提了那就现场理一理。在我看来，一个人要能称得上是“文人”，起码在精神、思想上要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他必须要有传统士大夫的那种情趣、精神和操守，是一个热爱生活且有情调的人；不一定非得要棋琴书画样样精通，但一定要有品味，要懂得幽默。二、这个人就精神底色和思想认知而言要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风骨和传统，要敢于说真话，且能够批判现实，不是一个“精神的侏儒”和“权利的爬虫”。

王春：读书对于一个人人生的重要性不必多说，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个世界。你说道读好的东西有被”电击”的感觉。你读书范围大吗？偏爱那一类？

史飞翔：我读书很杂，偏爱闲书与杂书。前几年喜欢文学书，特别是散文随笔集。现在看的多是一些和学问有关的书，包括人物传记。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喜欢上医学书籍，买了不少中医以及养生的书。这几天正在看中华书局版的《黄帝内经》。

王春：对于读书的选择和判断也很重要，还有读书的消化问题，我们也不能让书完全控制，在这种力量的平衡中是不是就是独立思维的空间？

史飞翔：要读书，但不要读太多的书。比读书更重要的是生活。我的读书体会是读书一定要有质疑精神和批判思维，要能够“穿透”纸面，深入骨髓。

王春：一个人的人生气氛其实是主要由“心灵生活”决定的，你认为呢？

史飞翔：你说的很对。所谓人生其实更多时候就是一种“心灵生活”，是人对自身以及外界客观世界的一种感受。什么是幸福？灵魂的安宁就是幸福。实践证明，大凡能给人带来持久愉悦的那一定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的。

王春：我曾说过我是一个微观上乐观、宏观上悲观的人。你对人生持什么态度，底色是乐观的吗？

史飞翔：和你一样我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不过我可能比你更悲观。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唯美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

王春：如果可以重新设计人生，你想做什么职业或者什么事情？

史飞翔：如果可以重新设计人生我肯定不会再写作。写作太累、太苦。我想做一个农民——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农民，在终南山中种地。闲了在自家庭院里种点花，看花开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