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研究史学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追求一种主客交融、恰如其分的研究境界；二是通过对历史转型期的研究，试图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

1973年12月，余英时作了题为《史学、史家与时代》的演讲。余英时详细叙述了史家与史料、史家与价值判断、史家的态度与责任，以及史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等重大问题。

关于史学与史家的关系，他既不同意以兰克为代表的追求客观事实，摒弃个人主观判断的所谓“科学史观”，又不同意伏尔泰、凯尔特等人提倡的“历史是对死人开玩笑”的主观史学态度。

 他认为，尽管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但人的主观性在历史里是不容易去掉的，历史本身涉及价值问题。历史学上有一个主观的因素，解释性的因素，这个因素是驱除不了的。只要有史家在，就没有办法完全去掉。史家要有现实关怀。历史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人是史学的中心问题，历史与生活分不开。对于史学家来说，人生是最重要的。

 他更主张学历史的人不能忘却现实生活，“史学家要重视人生，热爱人生。学历史的人至少应该有严肃感、尊严感。对生命有严肃感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历史；有严肃感的人对他的时代必须密切注意，决不能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只管自己书桌上的事情。一般来讲，大的史学家，他对时代的感觉是紧密的”。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人的著作表面上看好像和时代关系不大，其实不然。他们对时代极其敏感。他们选择的题目，跟他们对时代的乐观、悲观、希望、失望，以致跟他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光明面和黑暗面，都有极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