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到《陕西工人报》已经征程满尘地走过60年的时候，有一种自豪油然心生。首先是感念工报立足三秦大地播撒工人豪情壮举的执著无私和抒写工厂故事的真情厚谊，其次是感念这一甲子的路途中，有我相伴20年。三分之一的关注和参与，读报和评报，建言和献策，想起来都那么有滋有味和耐人寻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懵懂的我从一个学生一下子参加到中国核工业建设大军的队伍中，成为一名驻扎在陕南偏远山区的工人。初当工人的新鲜和行业自豪感并没有持续太久，就已经被偏安一隅的工厂枯燥乏味的业余生活打磨得支离破碎。没有通讯设施，缺乏文化气息，甚至交通都很不发达……。那时候，除了上班，剩下的时间出奇的百无聊赖和无所事事。年少气盛的我被生活的困惑肢解得就像一条濒临死亡的死鱼，至剩下一个尚在出气和呼吸的躯壳。人生的道路怎么走？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一连串的问题时刻萦绕在脑际，叫我莫名其妙地坐卧不宁和焦虑不安。
　　
　　正确地说，现在回想起来，那一个少年彷徨时期孤立无助的我，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恰在那时，我的单位为我们订阅了唯一的一份报纸——《陕西工人报》。于是，我有幸结识了《陕西工人报》。在那一个个工余间隙和大量业余时间，我如饥似渴地捧读了一张张朴实而又简洁的报纸，我读到了劳动模范的事迹，它鞭策我努力工作；读到了工厂以外的新鲜事物，它教会我认知社会；读到了职工文艺作品丝丝入扣的描写……。终于，由读报的领悟，我毫不犹豫地萌发了写稿的念头。不想我的第一次投稿的小小说处女作《绝招》，竟意外荣获当年副刊征文二等奖。相对于一个初次练笔的写手，一次奖励让我的写作“事业”一发而不可收拾，竟熬更守夜和夜不能寐地“妙笔生花”出一篇篇稿子，接二连三地投稿。新闻、通讯、杂文言论、散文、小小说……连续被贵报四个版面相继刊登。有时候一周时间，仅样报和稿费单就有四、五张。最难能可贵的是，副刊主持周矢老师，先后数次来信对我的稿子进行详细的解剖、分析和指正，并不时鼓励我坚持写作。后来我去拜访周老师时，他开心地将我迎进家里，就写作进行了长谈。临分别，周老师还将他的书签名赠送我一再鼓励我不可荒废写作。如今，周老师的书和信，都被我珍藏着，成为我“走在路上感悟其间”的航灯。
　　
　　写的多了，登的也就多起来。我的稿子先后上过贵报头版头条和倒头条、版面报眼等显著位置。仅征文奖也几乎次次不落落入囊中。后来，参与过几次报社组织的写作培训班，参与过社里组织的言论作者笔会，也有机会趁出差西安的间隙探访报社，结识了报社的诸位编辑记者。最有意思的是与韩庚老师的交往。参加宁陕之行的言论作者笔会时，就对韩老师率真、豪迈和宽厚为人所折服，后来去社里，我们一起在报社门口的小饭馆吃饭，韩老师摸出小半瓶药酒，我们二人就着三、两个小菜和一小杯药酒，边吃边聊，聊写作，聊工厂，聊工人，聊编报……气氛融洽得就像是密友间的笑谈。有一次，我突然造访时，恰韩老师正为一版报眼的头题发愁，看见我来，就毫不客气地说：“章建，给弄个标题……”，他那种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对我的信任，令我受宠若惊和惶恐不安。
　　
　　我没有计算过陕工报付给我多少稿酬，也无法说得清陕工报给过我多少厚爱。但仅就20年的写稿情况来算，往少说每年上稿20篇，也差不多洋洋洒洒400余篇了。从在陕工报起步写稿开始，我的文章先后上了陕西日报、工人日报、杂文报等大报的一些著名栏目，有的还获了一、二等奖，有几篇散文还被作文周刊转载，成为高三学生的讲评、指导和阅读作文。如今，我在网上开设自己的博客，一些文章被网络广泛转载，这一切皆因我与陕工报的缘分。
　　
　　对于一直相知相伴相随我20多年的陕工报来说，我从来都是有话直说，有感就发；而陕工报对我，也从来都是厚爱有加。就是这一种近似相濡以沫的交往，由文字而报纸而编辑，20多年的来来往往，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坐标。
　　
　　陕西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有陕工报指路，所以我庆幸，因为陕工报，我丰富了人生；因为人生，我厚爱陕工报。我想，60年弹指一挥间，既是辉煌的足迹，更是起锚的航向，让我们相伴更长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