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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蹉跎,往事如歌。
1976年4月27日，杨柳依依，春雨霏霏。咸阳地区几千名知识青年云集于市中心广场高大的毛主席塑像下，参加一年一度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出发仪式”。会后，我来到远离市区30里外的周陵公社南贺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落户。谁知，这一“插”就是1582个日日夜夜（四年零四个月）。
光阴荏苒。
一晃，30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那段乡下岁月脑海就像过电影似的，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一
1976年，我们这一茬学子读完高中，就算“读到尽头”。因为，那时没有考大学一说（1977年国家才恢复高考制）。摆在我们青年人面前的惟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必由之路”。
南贺村辖有两个自然村，八个生产队。全村千余户人家，4000多口人，拥有可耕地4000余亩，大队知青一百零几。
“工分制”是生产队主要劳动分配形式。社员分红依据工分多少分粮、分钱。队里给我定为二级劳，干一天农活挣9分工（一级劳10分）。当时，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值4毛钱。据说我们队属中游，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仅值一包9分钱的“羊群”烟，收入低得可怜。我所在的小队有7名知青，4女3男，比我们早一年插队的有3名，我们这批有4名。每个生产队有个知青院，我队的知青院有4间土坯房，一字排开，男女各占两间。也许大队干部对我有所了解，插队不长，宣布我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知青副组长。在队上我算大家认可的知识青年。譬如：每遇社员大会，会前的读报学习就成了我的任务。大队办个黑板报、墙报多半派到我头上。事实上，百十号知青与知青头衔名副其实的亦不全是。一次，知青与部分社员一起在大队部开“批林批孔”座谈会，一位知青郑重其事的从口袋掏出一份发言稿，结果，“本报讯”三字刚出口，就惹得下面笑声一片。这位知青显然不知“本报讯”是何意？真可谓：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两校：指清华、北大）的最好诠释。
说实话，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我们这些青年在校并未学到多少知识，每学期“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真正用于学文化的时间太少、太少……记得，中学上语文课，哪有什么教学大纲，一位擅长朗诵、讲故事的老师几乎一个学期为我们通读了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后改编成彩色故事片《海霞》）。当时，我们这些幼稚的学生听得津津有味，现在想起真是误人子弟。
二
万事开头难。
刚下乡，对我这个“只知猪肉吃着香，不知养猪汗水淌”的城市青年来说，农村的一草一木十分新鲜。地头开的什么花？树上落的什么鸟？见啥问啥。尤其，各种农活真是“擀面杖吹火—— 一窍不通”。
一天下午出工铃刚敲响，生产队队长边走边喊：“四队社员拿上‘古嘟’（方言：指一种农具）到地里打胡基喽。”我急忙从知青院跑出来，见了队长就说：“我没有夯。”队长冲我一笑，让我看他肩上扛的农具。我一看，一个木棍前面带有类似锤头的木疙瘩。打胡基咋用这农具？我内心正犯嘀咕。队长对我说，“你到社员家借一个‘古嘟’，咱后晌到地里打胡基蛋。”这真闹出了笑话。
打那以后，每遇出工，不管队长喊啥，我不明白的，总是看社员拿啥，我拿啥，然后，默不作声地看社员咋干，我咋干，不久，各种农活日渐熟悉。
那时，社员出工像排长龙，队前的人到了地头，队尾的人还在村口。真可谓：“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不过，春季给地里拉粪就不同了。通常队上根据饲养室到地里的距离来确定每晌拉几架子车粪，遇到“包”字活，社员干得很起劲，因为谁完成任务，谁就可提前收工。“趟趟活”要比“晌晌活”麻利得多。
乡下一月，我就遇到 “忙天”（夏收），一天三晌，劳动强度特别大，有时晚上也要连轴干。收麦时，我在地里拉大耙，也就是把散落在地里的麦子，拢在一起，以保颗粒归仓。拉大耙要在半尺高的麦茬地满地跑，一不小心大耙会戳破脚后跟。麦子上场，人要在烈日下不停地摊场、倒场，有时，我还在脱粒机前打尖杈，麦粒打在脸上，钻心的痛。最令我吃不消的是扬场。什么时候有风，什么时候扬，后半夜人刚眯瞪，“风来了”队长一喊，大家就得起身扬场，没扬几下，风又停了，就这么干干歇歇，歇歇干干，没完没了，直到天亮。第二天，头晕脑胀，四肢无力，回到房子，不吃不喝，倒头一睡就是一天。
忙天一般要持续一月，那个月，我如同扒了一层皮，真是，难熬的一月，痛苦的一月，可怕的一月。
秋活较为松散、整端。挖红竽、拾棉花、收苞谷……当时，队上收完苞谷很快就在地头挨家逐户分到人，分不完的，晚上就由我们知青看护。守护苞谷人遭罪，天当房、地作床。一是晚上蚊虫叮得你不得不蒙头睡；二是第二天醒来身上盖的被子潮湿得都能拧出水。尽管这样，秋活要比“忙天”好受多洌。
冬季称“冬闲”，其实也不闲。一天到晚，“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冬天我最怯冬灌。白天黑夜不停地浇，两人一组，一人地头，掘口放水，一人地尾，巡察喊令。
隆冬时节，天寒地冻。特别后半夜，地头地尾取暖的火烧个不停。我有时满地跑，主要查看是否“跑水”。月光下浇地常使人误判，看上去地上干干的，其实水早已渗进地里，稍不慎陷进去弄得你两腿泥水。西北风一刮，冻得浑身哆嗦，手都攥不住锨把。那时，冬灌一天挣两天工分，再受冻人也乐意出工。有一回我陷进坟坑，脚都踩到了棺木，浇地的水灌进了脖子，多亏锨把担在坟坑两边，我像抓单杠似的爬了上来，满身泥水，同宿舍知青看我惨不忍睹的模样，竟玩笑似的说：“你是人还是鬼？”。
冬灌，我亦常常巡渠。因为知青巡渠干部社员都很放心。一是知青无自留地；二是本村、外村非亲无故，不存在私开口子。记得从高干渠把水引到小队，要经过两个村，足有十里之遥。十里长渠要经过多少公家地、自留地。那阵子，二道塬属旱塬，最缺的就是水。社员也跟我戏说，我们是用唾沫洗脸。意思是缺水。难怪村上流行一句：“宁给一个馍，不给一碗水”。每遇冬灌都发生个别社员偷水浇自留地的事情。
巡渠看似轻松，其实既惹人又累人。每天都要与偷水之人较劲。这不说，十里长渠人要不停地来回巡察，一天到晚少说也要跑五、六十里路。路上，要经过两处乱坟岗，坟头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深更半夜走到乱坟岗，寒风带着哨，若是前面冷不丁冒出一个走夜路之人，吓得我腿肚子发软，头发都能直起来。初到农村这样的事常令我惧怕。农村有一种习俗，家中老人在世，棺木都已备好。大多放在柴房。有一回，我到社员家借锄头，社员告诉我在柴房。推开柴门，见两副未上漆的棺木像两具僵尸并排放在里面，吓得我扭头便跑。
怕到极处，怕则不怕。
后来，我发现乱坟岗是最好的避风港。在空旷的田野上，当我又累又乏，就躲进有树有草的乱坟岗，裹着棉衣，头枕坟包，美美丢个盹。现在想起，真不知当时咋有那么大的胆……
三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还很贫穷。咸阳城里不少人的穿着，是用日本尿素袋子染制成的衣裤。而农村人“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补丁衣更是随处可见。
村上建有一个知青大灶，共有100多人就餐。主食多为杂粮，细粮不外乎面和馍，蔬菜奇缺，一般都是从城里捎或用粮食换。我们属产粮区，上头不允许种别的，谁要是套种一点蔬菜，就是“资本主义尾巴”，非割掉不行，个别社员偷种一点菜，一经发现，挨批不说，还要被大队民兵带到公社“兴师问罪”。
农村用电极不正常。知青大灶馍蒸不熟，饭是夹生，司空见惯。下乡前，我做“肠穿孔”手术刚一年，身体羸弱，“头疼感冒是常见病，胸闷胃疼是老毛病”。可以这么说，热馍不吃，杂粮不吃。下乡后，“忌口”变“饥口”。“发糕吃、糁子喝，身体反而还不错。”真是：劳动治百病。有一回，收工吃饭，天都黑了，知青三三两两蹲在大灶院中喝“磨糊”（方言：指苞谷面打的稀饭），喝着、喝着，都觉得跟往常不一样，碜得不行，有的知青说：“对咧、对咧，吃饱肚子不想家。”在大家洗碗时，灶长跑了出来，高声道歉：“今对不起大家，天黑没电，把口袋拉错了。”大家一问，原来把麸子（喂牲口佐料）当成苞谷面撒到锅里了。
冬季，农村停电更是家常便饭。大灶蒸的馍发青，馍冻在蒸笼里，像冰疙瘩。炊事员用刀劈下来，嘴里道声“二两”，当带着冰渣的馍递到手上，不知心有多凉。难怪知青回家总要大包小包拎些好吃的回队。我也同样。每次回家母亲总为我准备一罐头瓶大油，当热腾腾的馍从中间掰开,用筷子夹进一点,里面再撒些盐,吃到嘴里，嗬！实乃共产主义生活。一罐头瓶大油，不到三天就会吃完，因为知青看见，都要着吃、抢着吃。用知青的话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然，知青中也不乏日子细的人。我所在的小队有位女知青，一天夜里咳嗽得不行，同屋年长的知青以为生病了，急忙拉开灯，上前被子一揭，发现这位女知青躲在被窝里干吃炒面，搞得两人很尴尬。
说起知青生活，我看不如当地社员。收工以后，社员回到家不管饭好坏，起码能吃个热饭、饱饭，由于大灶吃饭的人数难以估摸，有时，去晚了要么有饭没菜，要么有菜没饭，不知多少回逼得我拿着碗筷到社员家讨饭。
夜幕降临，知青生活枯燥乏味。由于一天高强度的劳作，我多半早早就睡了。有时，遇到社员来宿舍小坐，我们都很高兴。停电时，我就点着蜡烛谝，蜡烛点完，就“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瞎聊。即便如此，也很高兴，觉得这一晚过得真快。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历史的潮流。关于这个话题，不少社员有看法。有的社员对我坦言：“你们是来掰馍的。”细想也对，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人增地不增。社员咋能没看法？加之，有的知青一年连100个劳动日也挣不下，个别知青到了队上东游游，西荡荡，甚至干一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事。有的社员家丢了鸡，首先到各队知青院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在垃圾堆里再刨一刨，看有无他家的鸡毛。那阵子，从上到下视知青为“高压线”，无人敢惹。我插队不久，队上曾发生一起社员强奸女知青未遂事件，不到两个月，那位社员就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处以极刑。
从市区广场到我们南贺村，有2路公交车通行，车票为0.28元，不少知青乘车不买票。因而司机见知青上车就加大了油门。一次，天黑我打算把分的粮送回家，考虑乘车顺当，我专门叫了一位知青挡车，见车停稳，我提着粮袋正欲登车，车门“哐啷”一关就开走了。可见当时知青的声望如何？
乡下的亲身磨砺，使我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民肃然起敬，他们辛劳又勤恳，平凡又伟大。一天，队上安排所有男女劳力拉架子车，进城卖西瓜，我的房东卖瓜时，有几个城里人吃了瓜不付钱，我看到后，猛冲上前就争斗了起来，硬是让付了款，事后，我的侠气、仗义之举，得到社员的广泛好评。
我所在的小队有3名男知青，平时，很少串门，彼此亲如兄弟，与社员关系处得甚好。谁家桃熟了、杏熟了、枣熟了，总会给我们提一点，社员家里盖房呀、打墙啦，我们也会主动帮忙。一次，知青院就我一人，感冒咳嗽，浑身发冷，睡在床上一点都不想动，赤脚医生及时给我送来药，房东为我打了三个荷包蛋端到床前……人在病中感情最脆弱。当我斜躺床上端起那碗热乎乎的荷包蛋，泪水“吧嗒、吧嗒”落在碗中……
塬上的冬天，滴水成冰，干冷干冷。我的脸冻皴了，手冻裂了。下地平整土地，手难以捉锨，每使用一次锨，不是用手握着锨把铲，而是用胸脯顶着锨把往前推。我住的房属半厦房，屋檐下不是四处进风，而是八下漏气。屋里的水缸结了厚厚一层冰。睡的床紧倚窗户，玻璃早被顽皮的孩童打破，我是用图钉把塑料地膜摁上去的，风刮得窗户塑膜有张有弛，伴有音乐的节拍，难以入眠。睡前，不敢喝水，生怕半夜起来遭罪。我双层棉被加身，钻被窝时，抖动着身躯一点点向里移，并呲牙咧嘴发出“唏嘘、唏嘘”难以忍受的惨叫声。每到这时，我想要是队里的社员多好，这会恐怕睡的是热炕。
雨天自然成了农民的星期天。逢雨知青大都回了城，为了不给父母增加经济负担，有时，我身披雨衣独自走回家，回到家亦总捡轻松愉悦的话对父母说，以免他们担心。
下乡期间，人苦点累点不算啥。有一回，我险些把命搭上。1978年春上，我随几名社员到双照公社富阳村修高干渠。在去的路上，我们坐农民的手扶拖拉机顺着渠岸行驶，岸上有一不大不小的坑，拖拉机前轮刚进坑，由于车速过快，方向一变，顺势开进了大渠，我坐在车帮，还未缓过神，就一头栽进渠里，多亏水位不深，待我浑身透湿站在渠里，回头一看，好家伙，整个车身斜插在渠岸，要不是大树挡住，真会被车厢扣在渠中。上了岸，我和社员约定：这次危险之旅，作为一个秘密埋藏在各自心中……
一年365天。
我一年劳动日多在320个左右，工分每年在大队知青中数一数二，粮分了不少，钱分的有限。记得有一次过年，我把分的麦子，磨成了“富强粉”（100斤麦磨出60斤精粉），面背回家，就让母亲用我的劳动果实为全家人擀面，母亲每挖一小碗面，我就用绳绑一次面袋，接连重复了三次，母亲见我吝惜的样子，笑着说：“真知道爱惜粮食了。”
的确，过去上学，吃不完的馍，随手就扔了。现在经过农村锻炼，我终于明白：“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四
1979年初，由于我好学肯钻，大队让我担任南贺村首个学前班老师，这对我来说真是一桩新生事物。
学前班的教室是我们知青大灶的饭堂，由于知青招工的招工，参军的参军，大队所剩知青不多。因而，知青大灶已停办。课桌是村上社员用土坯砌成的“土台子”，一排一排，凳子是学生自带，就连墙上挂的黑板也是从大学校借来的。教室无灯、无窗、无门，尽管条件简陋，学前班还是招了60多名学生，小的7岁，大的9岁，老师就我一人。每学期按大队要求，每位学生收取0.20元学费，全班下来仅有12元之多。
那时，学前班无固定教材。我记得，语文从“a、o、e”拼音字母教起，数学从“1、2、3”阿拉伯数字讲起，我还教孩子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红星照我去战斗》等儿童歌曲，孩子们喜听打仗的故事，我就给他们讲《东海小哨兵》、《鸡毛信》……我用学费购置了图书、跳绳、铁环等少量的课外读物和活动器材。课余，我和孩子们的腿搭在一起玩“搭花轿”、“丢手绢”游戏或组织适当的体育活动。起初，社员视我为“孩子王”。也就是只要孩子不打架、不出事就行了，至于能否学些啥，关心的不多。不久，社员看我把孩子们带得能唱善跳，会写字有礼貌，不少社员寻情钻眼把孩子要放进学前班。面对学生，我有句口头禅：“老师是大朋友，学生是小朋友，大朋友愿意和小朋友交朋友”。正是凭着这种感情与孩子们交流沟通。教学中，我因人施教。好的表扬，差的批评，当然也少不了必要的体罚。每晚我还要为白天未到校的学生单独补课（借此，亦打发了夜晚的孤寂）。
夏收时节，我组织全班学生，每队拾一晌麦，把这命为“劳动课”；为使孩子们扩大视野，我把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拿到班上，每天下午准时收听中央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把这命为“思想课”。
根据自己嗜文的特点，我创作改编了许多儿歌，其中一首《拍手歌》颇受孩子们喜爱。
你拍一、我拍一，早晨起来把脸洗；
你拍二、我拍二，女孩子要梳小辫；
你拍三、我拍三，准时到校别贪玩；
你拍四、我拍四，认认真真来写字；
你拍五、我拍五，讲究卫生不玩土；
你拍六、我拍六，下课屁股扭一扭；
你拍七、我拍七，放学排队要整齐；
你拍八、我拍八，团结互助别打架；
你拍九、我拍九，补丁衣服不嫌旧；
你拍十、我拍十，拾金不昧要诚实。
《拍手歌》易学好记、琅琅上口，使孩子们从中收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譬如：那位学生玩土，别的学生就喊道：“你拍五、我拍五，讲究卫生不玩土”。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寒假到了。这意味着学前班的孩子“毕业”，要到大学校上一年级了。最后一堂课，当我那句口头禅：“老师是大朋友”刚出口，全班学生就异口同声接道：“学生是小朋友，大朋友愿意和小朋友交朋友。”说完，一位男生放声哭了起来，我有点茫然，走到跟前一问，哪位学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老师，你跟我们一起到大学校吧！”，看着他那天真无邪、难分难舍的样子，我强忍着自己的感情，掏出手绢，为他擦了鼻涕和眼泪，也释放一下自己的心绪。不知是学生感染了学生，还是我不经意的举止打动了学生，更多的男女学生抽泣起来：“老师，你还教我们吧！”不少学生都这么央求着。
真的，那一刻，我的双眼模糊了……
有聚就有散。送走学前班，市上传来招工的讯息：只要报名，就可返城。不过，与往年不同的是大集体单位，而不是国营单位。对此，不少知青有怨言：“下乡几年进大集体，太亏了。”因而，“走与留”的人生考题困扰着每个知青。我也觉得亏，未报名。
这次招工大队走了30多人，我们小队仅剩我一人。面对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知青院，百感交集、夜不能寐。扪心自问：“西滨呀西滨，你莫非要在农村呆一辈子？”那时，队上有位社员给我提亲，被我婉言谢绝。最令我不安的是，社会上传言“这回招工是大集体，下回招工是社办的”等诸多说法，愈想愈觉自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
寒假回城，我不愿出门。当母亲告知：谁谁招工了。我内心好似翻江倒海，别有一番滋味。整日苦闷、忧伤……。有时，背对家人，暗自垂泪。
那时，一部国产故事片《小花》刚刚上映，里面那首凄婉、忧郁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深深打动了我。为了纾解自己的苦闷，我以知青的视角将歌名改为《知青插队几春秋》，重新填词，独自在家，自吟自唱，使心中的一切烦恼得以宣泄……
忧也罢，愁也罢，都无济于事。思来想去，人还是要有一种精神。1980年元月31日，我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诗句，聊以自慰。
我不是诗人，
也不是作家。
我是一名知青，
不能不说句真话。
有人说“下乡是去吃苦”，
我承认这话。
难道我们是“公子”、“小姐” ？
吃点苦就大声责骂。
没有苦哪有甜，
考虑自己更应想到国家。
祖国有难不正是母亲有难,
儿女吃点苦这又算得了啥？
有人说“好下不好出”，
我也曾有过这样的话。
想一想九亿人的国家，
咋能事事都办得利洒？
知青同志、我的战友呵，
咱们要从大局出发。
“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这就是我一位知青的话。
—— 一位知青的真话
过罢年，回到村上，我又接了一个学前班。面对如雀的新生，情不自禁想起唐朝诗人崔护的诗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980年8月，由于我这个“孩子王”当得好，出了名，经咸阳地区知青办推荐，被评为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当时咸阳地区仅评2人），并出席了在高陵县举办的“陕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代会”。会后不几天，我告别了农村，被招入一家省属纺织企业。
正是那一年，知青全部返城，结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
人生苦短，短亦有情。
四年零四个月的知青生涯，在我的人生阅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对此，我自撰了一副对联：
战天斗地 喜怒哀乐都有
耕云种月 苦辣酸甜遍尝
横批：乡下岁月
时隔30年，我之所以拉拉杂杂写下上述文字，只是告慰社会上同我一样有过知青境遇的人们，不要忘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因为我们的子女大都到了我们初为知青的年龄。所不同的，我们“上山”，他（她）们“上学”。孩子们赶上了好时候、过上了好生活。
让我们由衷地为他们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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