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9年冬日的一个下午，北京西苑医院住院部的病房里。黄德容老人躺在病床上，一头银发，白色被褥映衬下，苍老的脸庞红红的。护士说，老人血压高，还有点低烧。

看见我们进来，老人挣扎着要起来坐，并用正在输液的手示意我们坐下。

看着老人迟疑的目光，老人的小女婿吴先生大声提醒她，说：“妈，陕西来人看您了，陕西，是陕西，知道吗？”

老人抬起头，端详了一会儿，漠然地摇了摇头。

吴先生笑了，说：“他们是延安来的……”

说到延安，老人的眼睛忽然一亮，咧着没有牙的嘴就笑了，“延安来的啊，什么时候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刚才没想起来。谢谢，谢谢，这么远的路，你们还来看……”

我们说是开会，顺路来的。

老人说：“前年去延安，给你们添麻烦了。代我向延安的同志们问好……”

                            （二）

黄德容出身于广州一户富裕人家。1938年7月，她带着妹妹黄德媛和另外两个同学，满怀抗日救国的革命激情，在广州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黄德容、黄德媛是双胞胎，这对形神酷似、花一样的姐妹，当时只有18岁。姐姐刚刚高中毕业，妹妹黄德媛大学一年级。抗日的烽火，爱国的热情，对革命的向往，促使她们抛弃了舒适的生活和优越的环境，投奔革命。

从西安到延安的路很远，交通极不方便，没有车，几乎全靠步行，脚底走得打了血泡，累得一停下站在那儿就能睡着，她们马不停蹄地走了整整7天才到了旬邑县陕北公学分校。在陕北公学分校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学习，1939年初她们又步行到了陕北的保安县（今志丹县）。在保安还未坐定就接到上级命令，急行军3天，步行200多里地赶到延安的西川口军委三局通信学校参加学习。这次学习的时间比较长，学习毕业后已经是1940年的春天了，姐姐被分配到新华广播电台做广播机的技术设备维护工作，妹妹则被分配到了《解放日报》社……

                              （三）

黄德容老人想念延安，逢年过节一家人团聚时，她就叨叨着要回延安看看。

2007年秋天的早晨，黄德容老人手扶拐杖终于站在了延安北郊王皮洼的山坡上。望着遍地的荆棘、荒草，望着盛开着的山丹丹，望着缓缓流动的小河，望着这几孔熟悉而又陌生的窑洞，她想起了那沉落的太阳，那血红浸染的枯柳的倒影，那河水绕着的小村庄。

王皮洼，这个早已被世人遗忘了的名字，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却是一处非常神秘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中央广播电台就设在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里，广播电台使用的第一部广播机是周恩来副主席从数千里之外的苏联带回来的。

在这里，他们把党中央的声音一次次传遍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把地下党的情报一个个传送给中央首长。工作虽然平凡单调，任务却光荣而艰巨。

不久，组织再次选派她参加通信学校的学习，在这里，黄德容认识了一位叫柯平的青年。这个青年原是山西牺盟会决死队的队员，在一次战斗中因受伤被阎锡山的部队逮捕，年轻人凭借着机智勇敢，趁哨兵换岗之际逃离了虎口，一路风餐露宿直奔延安参加了革命。两个年轻人志同道合、兴趣相投，很快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四）

1947年，胡宗南带领23万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以超过解放军10倍之多的兵力与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较量。毛泽东神机妙算，巧与敌人周旋，经过6天激战，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胡宗南匪帮。

这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那一年在老人的脑海里留下刀刻般的记忆。

那是1947年3月3日的早晨，即将分娩的她骑着毛驴到中央医院检查准备生产，没料到中途碰到一匹奔跑着的高头大马，毛驴受惊狂奔起来，身怀六甲的黄德容被抛在了路旁。黄德容没伤着筋骨，可是她产下的男婴还未来得及哭出声就离开了人世。带着无尽的悲伤，前脚进了家门，命令紧跟着就到了，她甚至还未来得及向丈夫讲清全部过程，就带着失子的巨大悲痛，随单位撤离到瓦窑堡（今子长县），在一座破庙里开始了工作。

由于敌人的围剿，黄德容和她的战友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掩埋了广播机及其设备，跨过黄河转战山西。西安解放后她随部队到了陕西，一直在19兵团工作。丈夫柯平出任陕西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后，她转业到地方，在西安邮电学校任部门领导。1953年，她的小女儿柯苏力刚出生一个月，又同丈夫一起匆匆赶到北京任职。

老人不能忘记延安的岁月，不能忘记王皮洼的机房，不能忘记瓦窑堡敌机的轰炸，不能忘记延安撤离时的艰苦，不能忘记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时的情景。

老人也记得延安“肃反”中她心爱的人被审查所受的委屈，“文革”中丈夫受迫害所经历的一切。但是，她紧跟党干革命的决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五）

离开西安的前一天晚上，老人给我们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往事。因为被那些往事所感染，因为被老人的精神所感动，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我采访了黄德容老人，写下了《我认识的那位老人》，发表在《中国邮政报》上。

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年了，老人仍记忆犹新。我们在病房里一起说延安，说宝塔山，说延河水，说去延安时路上发生的事情，说近些年延安的变化。老人的听觉灵敏了，口齿伶俐了，好像她的病也好多了。她说：“老了就爱想过去，就想回延安，想那个时候的事情。”

我们说，要听大夫的话，好好休息，把身体搞好。老人马上说：“身体好了，我还要回延安！”

我们说欢迎。老人说：“那又要给你们添麻烦了。”沉思了一下，她忽然问：“差点儿忘了问，那个腰扭了的同志好了吗？”

我知道她问的是那次上王皮洼时，帮扶她上山而扭了腰的延安邮政局的老马，忙说早就好了。老人歉疚地说：“问他好啊，他可是帮我时伤的腰啊。谢谢他！”

掌灯时分，我们与老人握手告别，老人拉着我们的手，连连说：“谢谢延安！谢谢你们！

望着老人慈祥的目光，望着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我的眼睛不自觉就湿润了。我们期盼老人家早日康复，我们希望能有机会在延安与她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