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史称古洛州，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商山洛水，秦头楚尾，山的厚重，水的柔媚；
    秦的粗犷，楚的温婉；儒家气质，黄老习性；北骨南韵，兼容并蓄；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洛州自古多才俊。仓颉在阳虚之巅仰观天地变化、俯察鸟兽虫迹，创造了最古老的文字；伏羲在洛水之滨观龟纹鳖甲，一画开天，推演出了先天八卦，开启了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
    商鞅力推变法，封赏于此，引领秦国走向霸业；四皓隐居商山，过往骚人无不祭拜；闯王李自成，八进商山，厉兵秣马，一举摧毁大明江山……，“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今，文坛出了个贾平凹，书坛出了个何伯群，皆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人物，堪称商洛天空璀璨夺目的“双子星座”。
    何伯群幼承家学，长期隐居洛南西古山，以梅月为伴，与松竹为友，“孤独处世，寂寞治学”（平凹语），数十年如一日，夕惕若厉，醉心翰墨，临池不辍，初习柳、欧，后经陈少默先生指点，师从颜鲁公，继临“二王”、赵孟頫，尤于何子贞处着力良多，后遍参北魏诸碑，探摩于右任草书风神，博采众长，熔冶百家，碑帖兼融，道艺交参，使其书风一变再变，终成自家面目，成为一代宗师，蜚声海外，誉满京华。其书法作品行云流水、潇洒风流，大有“清简雅逸、闲适虚旷”的晋人风度。
    而这一切，除了“退笔如山”般地勤学苦练外，我以为，得益于何先生的“书外功夫”。
    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文人画“功夫在画外”、“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自古“书画同源”，书法亦如此。书虽小道，但欲大成者，绝非易事。不惟有临池不辍的心志，天海风涛的才情，踏遍青山的阅历，心性高洁的人品，亦需腹笥充盈的学问。而何伯群先生，深得“个中三昧”。他除了经年临池不辍外，还注重“书外功夫”的涵养，一生以石鲁先生题赠的“古道书不挫气，诗不败风，画不伤神，音不为讴，词不填补，印不为手，文通百代，科贯宏幽，如是，谓之大道神通也。”为座右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育胸中的浩然气，涵养笔底的书卷味，从而将“学问之气发于笔墨之间”（山谷评东坡语），充分体现中国书法的艺术精神。
    李斯《笔妙》云：“夫书微妙，与道合。”张怀瓘《六体书论》云：“书与大道不殊。”朱长文《续书断》云：“书之至者，妙于道参。”朱和羹《临池心解》云：“书近乎道。”台湾美学家蒋勋说过：“汉字书写，对于我，像一种修行。”日本人将书法称为“书道”，亦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书法艺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修道者。学书的过程，也就是参悟天地大道的过程。学书者，如果只研习笔墨技法，不注重学问修养，充其量只是“书匠”而已，诚如近代书法家陆维钊所言：“古往今来从无没有学问的‘大书家’。……学书者必须把主要精力与时间用在钻研学问、提高素养上。把提高学问、素养放在写字之上，然后再潜心临池，则可能把字写好。倘若仅为写字而写字，不注重修养、学问的提高，则一定写不好字；或所书之字只能大致看得过去，然而绝不能达到较高的境界。”王羲之的《兰亭序》，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李白的《上阳台》、杜牧的《张好好诗》、苏轼的《寒食帖》，都是绝妙好诗，从而使其书作散发出浓厚的“书卷气”。学书者，只有经历过一番如高僧静坐面壁、刺血写经、云水行脚般的苦苦修行后，才能由“技进乎道”，“一超直入如来境”，明心见性，花开见佛，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伯群先生，正是这样的得道者。他对此有着清醒地认识：“书法艺术不但可以显出自为的宇宙，而且可以阴阳相生，刚柔相济，在血脉运行之中，体现出天地之气的变幻和宇宙本体的生命律动。”为此，他曾手书一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游于艺；修其身，齐其家，治其国必先正其心。”这不仅是何先生的自我勉励，亦是其一生恪守的书法艺术准则。
    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梅月堂文集》是何伯群先生在书法理论、诗词歌赋、文学绘画等领域内的“书外功夫”的有力见证，是其多才多艺、不凡才情的尽情挥洒，是其在书法艺术之外的又一重要收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书、诗、画、文、图交相辉映的精美读本。书中既有作者多年临池的管见心解，又有附庸风雅的吟赏风流；既有诗酒流连的诗书唱和，又有外界媒体的褒奖嘉评，一册在手，阅之抚之，如在“山阴道上行”，美文、妙书、佳画，令人赏心悦目，美不暇接。
    诸位看官，欲识庐山真面目，就请读此书吧！
    是为序。

                                        癸巳清和月于西安印心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