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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怀仁
我和马士琦先生成为朋友，时间不算很长，但也不算太短，大约十年光景。
观察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几乎所有的正常人都有朋友。因为人要在世界上活得有点意思有点滋味，朋友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要件”。
按照中国汉字的创造方法分类，“朋友”两字当均属“会意”字（《说文》以为“朋”乃“凤”之假借，后世亦有不同说法。余取“会意”）。“朋”者，两个不分高低而又并行为伴的同类肉体也（凡“月”字旁的汉字，绝大多数都与肉体有关）；“友”者，两只共同用力、互相鼓劲之大手也（看篆文便一目了然。《周礼》云：“同师曰朋，同志曰友”）。故人类社会中有各式各样的朋友，爱喝酒的有酒友，好抽烟的有烟友，爱文化的有文友，迷“搓麻”的有麻友，共坐牢的是狱友，同住院的是病友，一起当过兵的是战友，共同受过难的是难友，两肋插刀不惜生命生死相帮患难与共的是铁血朋友，因吃吃喝喝而相聚因分财析利而离散的则是酒肉朋友，臭味相投者人谓狐朋狗友，惺惺相惜者人称高朋雅友……千姿百态，林林总总。
和马士琦先生多年相交，若要在友情上分个类别的话，他可以说是我的执友、直友与挚友。
所谓执友，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与士琦先生能够相识相交，大概首先是“志”“道”同合而使然。
准确地说，十年之前，我们并不相识。真正见面接触，缘于一张报纸。
2003年11月13日那天，我曾经给其上过课的一个名叫岳朝晖的学生来到我的办公室，说：“韩教授，西安公安向阳（2009年11月10日更名：洪庆）分局有位马士琦老师，你认识不？”我赶紧在记忆的仓库里搜索朋友的姓名，但遗憾是没有“马士琦”这个姓名的储存，我只好如实说：“不认识。”岳朝晖又说：“他是一位挺有名气的书法家，又是一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文学作品的作家。他的书法作品在《解放军报》《工人日报》等全国大报上都刊登过好多回呢。”学生的话让我很惭愧——我的字写得很不像样子，常羞于示人，但却一直未能下苦工夫练习书法，和书法家接触不多，对书法作品也很少欣赏，见到报纸上刊登的书家名作，往往是只求能认识“是个啥字”就行，向来没有仔细琢磨过其书体风格，更不必说记住那些奉献墨宝者的名字了（也许这正是我字总写不好的原因吧）。所以我仍然据实回答：“我还真的没有注意过。”这个时候，学生捧出一份报纸，说：“这是马老师特意收藏的一份报纸，这报纸上有一篇专门写你的文章。马老师对你早就关注了，这份报纸他已保存了多年，今天专意让我送给你。”
这一下我才真有些吃惊了：素昧平生非亲非故，我既不是文学名家又不是艺术大腕，只不过军校里一个普通教员而已，这位马先生怎么会关注我呢？他已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书法家、作家，居然把与我有关的文章保存了那么久，这其中包含着怎样的一种感情啊？！说实话，我真的有些“受宠若惊”了。我赶忙接过报纸，那是一张《军工报》，上面的日期是：1997年8 月2 日，星期六。第四版头条即是两个年轻记者李友和周迎春写我的文章——《文华声茂缘根深》。在本版报眉的空白处，有两行钢笔字：
韩先生大鉴：久仰大名，早听朝晖多次提您，深感敬佩！此张报我收藏了六七年，现转您，较我藏之更有价值和意义。马士琦敬上 2003年11月12日于公安向阳分局。
后面是两方鲜红的印章，一方上镌白文“半杓轩主”，一方上刻朱文“马士琦印”。
在那一刻，我真的十分感动。字虽是钢笔字，但写得极有章法，极有情致，骨格朗然，力透纸背，一望便觉书者颇有书法家的风采，然而“大鉴”、“久仰”、“敬佩”、“敬上”几个谦词，舍“你”用“您”的称呼，却又让人觉得他的态度是那样谦虚，语气是那样谦和，内心是那样谦逊，甚至“半杓轩”书斋名的命意，也透着十二分的“虚怀若谷”——才华学问，“半杓”而已。不敢自大，不能自满之“自律”追求，显而易见。这样一位才学人品让人敬重但却与我从未谋面的人对我能如此关注，能把与我有关的文章珍藏那么许久，我怎么能不感动呢？
感动之后，自然便生出了一个愿望：我一定要和他见上一面。凭直觉，我认为他与我一定志同道合。
于是我给学生说：有机会的话，我想和马老师认识认识。
时隔不久，我们便见面了。一见面我们都笑了。因为不说别的，单是外在形象，我们就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是个子都不高（尽管他比我略高些许，但总体上在人群中还属于“不高大者”之类），二是脸都比较黑，“白面书生”这样的词汇绝形容不到我们身上，三是笑起来都有一股憨劲儿，憨劲儿里都透着明显的诚厚。我相信自己是个“心灵不设防”的人，而一见马士琦，觉得他也是那种不需要设防就能相交的人。
于是，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果然，志同道合。
二十多岁当我处于人生低谷须要对前途做出判断抉择时，我曾对自己的“能耐”做过“解剖”：第一，嗓子能唱几句秦腔，所以当时最“伟大”的理想就是复员后能到某个县剧团去当个演员，好歹也算个“吃商品粮的”；第二，有一点高中文化，而且嘴也能“叭叭”，算是有点“口才”，如果当演员无望，就当一个乡间的民办教师；第三，如果连民办教师也当不成，那么就只好走第三条路——写作。自己本就喜欢写，原先的作文也常受到老师的好评，前两条路都走不通时，那就一边在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一边坚持业余写作，走浩然（《艳阳天》的作者，当时是我崇拜的偶像）和陈忠实（他就在我家河对岸，其创作成就一直是我关注的热点）的路，没准儿哪一天还能实现当作家的梦想。几十年后，当我重新“盘点”当年的理想与追求时，终于发现，在唱戏、教书和写作这三条路上，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写作。
而马士琦先生在这一点上也正和我一样，他也非常喜欢写作。他比我幸运的是，他有非常良好优越的家学渊源。马先生的祖父是位德高望重的乡贤，父亲是学贯今古，在教学科研著述及诗、文、联方面均颇有建树的高级教师，叔父通晓音律、针灸，且在书法领域有极高造诣，享有很高声誉。受家庭影响，马士琦从小喜爱书法，对写作亦极为痴迷。正是凭着书法与写作的特长，他从耀县插队的农村选到县上当了电影放映员，后又被选到了西安铁路局安康分局，先当工人后当警察。到新单位以后，他更加如鱼得水。他热爱写作，更热爱生活，为了把他所热爱的生活反映出来从而让看了他作品的人更加热爱生活，他焚膏继晷，废寝忘食，深入铁路工人底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搜寻新闻线索，采集创作素材，安康分局所辖铁路沿线，到处都有他留下的足迹，到处都有他洒下的汗水。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他的写作水平迅速提升，他写的文章一篇又一篇见报。仅1980年8月，就有两篇散文特写在《中国青年报》二版头条刊发（8月16日文章题为《座座桥隧连接万里铁道 默默劳动保证列车畅通》，8月30日文章题为《养路工有人爱》），影响巨大，赞誉之声鹊起。在紫阳采访著名作家贾平凹后所写的散文——《紫阳遇平凹》，深得业界好评。他写报道，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写评论，写一切“可写”与“能写”……他觉得，用笔为时代讴歌的同时也抒发自己的心声，实在是人间一种难以言喻的巨大快乐。在这一点上，我与他的感受是完全相同的，因而我们的心灵是完全相通的。
除了写作上的志同道合外，在阅读上，我们也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因而只要引入写作和阅读的话题，他有说不完的话，我是怎么听也听不够，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执友”。
交往稍稍深入之后，才发觉他更是一位可爱的“直友”。
所谓直，首先是生性直率、直爽，为人耿直、正直，说话往往是“扛竹竿进城门——直出直入”，谈问题直击要害，说毛病直截了当。这种“直”人有时可能让一些人觉得不好接受，但却是孔老夫子教导人们应该结交的第一种人。孔子语录有言：“友直、友谅、友多闻”。意思是说，应该交那些心地坦白秉性正直的人、敢于直言不讳说真话的人为朋友；交那些胸怀博大、能够包容他人的人为朋友，交那些见多识广、学问渊博的人为朋友。因为这样的人对自己立身行事大有补益，故称“益友”。
马士琦就正是这样的一位益友，正是孔老先生所说的应该交往的第一种人——直人。他对人对事态度鲜明，很少说那些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话。他所喜爱的，直言赞美，即使有“溢美”之嫌，也全无顾忌，因为他是真心喜欢，所以他就想把“己之所喜”说到极致。他所不喜，便直言抨击，哪怕因此而得罪人，也绝不后悔。我的长篇小说《大虬》出版后，我按照以往的惯例，给走动较多、交往频繁的文学朋友每人赠送了一本，当然也给他送了一本。这本书我是费了不少力气弄出来的，送给朋友当然也急切地想听到朋友的意见反馈。一段时日之后，当灞桥区几位文友聚会时，鹿志锋先生率先拿出了洋洋七千余言的评论，刘炳南先生、袁积特先生也都拿出了他们情不自禁写出的评价文字，马先生却真诚直率地说：“你给我的书我只简单地翻了翻，还没有细读呢。”明知道说这样的话会让我有些失望或失落，但他仍然实话实说，“我看书有个习惯，不看则已，要看就要一气看完。等有整块时间读完后，我再说话。”
交往多年，我相信他一定能说到做到。果然，2009年11月30日凌晨5时许，手机突然发出的声响将我从睡梦中惊醒，睁开朦胧睡眼，慌忙打开手机，原来是他发来了一条短信，内容竟是一首四言诗：
不舍昼夜，历时一周，
押运征途，潜读《大虬》……
诗后注云：
马士琦赋在《大虬》读完之际，时为2009年11月30日凌晨4：20，于石家庄站编组场航天四院自备车包厢。此时半月当空，浓雾锁寰，万物寂静……
他在执行任务的征途中“不舍昼夜，历时一周”将《大虬》读完，又在“半月当空，浓雾锁寰，万物寂静”的黎明赋诗抒怀，且写完后当即手机短信发出……所有这一切，一是足证他的守信敬诺：不读则已，要读就一气读完；二是足显他大有晋人王子猷雪夜访友之风——兴至而出，兴尽而返，直人直性，快人快语。读完之后真激动，激动之时就写赞美诗……尽管我知道自己的斤两，也大致清楚《大虬》究竟具有怎样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但是当看到他在诗中所写“下届茅奖，当在其中”这样溢美与期盼兼而有之的句子时，心里还是十分温暖、十分感动和十分激动的。此后在我和他的通话中，他又告诉我，他不仅把这首“短信诗”发给了我，而且还发给了十好几家报刊编辑部。为什么？为的是《大虬》能得到更为广泛的宣传（后来事情也果如他之所愿，有七八家报刊发表了那首诗）。
他的“直”当然不仅是直截了当地对《大虬》的赞美，也有直言不讳对《大虬》的批评。那是当我们又见面的时候，他把我送给他的那本《大虬》又带回来了，带回来时书里面夹了少说也有近百个纸条。落座后，他开门见山就说：“虽然我对《大虬》很喜爱，也说了不少赞美的话，但是书中存在的问题，我还是要给你指出来。”接着他就从夹纸条的地方逐一翻开书，十分认真地指出书中存在的问题：这个地方掉了一个字，那个地方的语句有毛病，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标点符号容易让人产生误解，那个地方用了一个别字意思表达不清，年月日用这种方式表示不符合规范，这句方言所用的字应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其间，他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不能在书中出现，这是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在自己的书里，一定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的看法并不完全准确或正确，但他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那种严肃认真的态度，着实在我心中不断掀起温暖的波澜。什么是直友？这就是！能和这样直爽的人为友，值！
他所提的意见，有一大半都被我采纳。《大虬》修订版的面貌和初版相比，有比较大的改进，应该说，马士琦功不可没。
既为执友又是直友，毫无疑问，便是挚友。
挚者，诚恳之谓也。挚友，辞典上的解释是：亲密的朋友。由于志同道合，更由于他的坦诚直率，自然而然我们就成了亲密的朋友。由于亲密，他就常把我的事情当作他的事情一样来操心。召开《大虬》研讨会，他比我考虑得还周到，从专家的邀请、会场的布置，到主持词的草拟、发言者的顺序等等，几乎每个方面每个细节都给我有提醒。太白文艺出版社和汉唐书城配合西安市文化部门搞读书活动，让我到现场去签名售书，他从头到尾都陪伴着我。签售的前一天，他不仅一再提醒我要准备一些宣传《大虬》的材料，而且他还亲自弄了一摞宣纸短条，准备在签名盖章之后蒙于盖章处，以防印色染了书的封皮或书舌。露天广场上时不时就起一阵大风，我所带的“易拉宝”宣传广告画一次又一次被风吹倒，他显得比我还着急，到处搜索能使广告画固定的物件，一会儿搬来会场摆放的花盆，一会儿找来弃置场边的水泥预制块，发现这两样东西都不太管用，他又连撕带拽，在不影响签售台布置的前提下，利用台边的胶带纸，硬是费尽心力把广告画牢牢地固定在了签售台旁。大太阳底下，他累得满头大汗，但忙完这件事后他并没有休息，而是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书店卖书的“货摊”旁边，拿着《大虬》的宣传简介，当起了《大虬》的宣传员和义务推销员（忙活半天，卖书的钱全归书店，他一分钱也得不到，故曰“义务”）。
最近，当听说我打算给儿子办婚事，他又早早地为我筹划起来了，说是要亲自挥毫书写喜联——为楼洞的大门写，为新人的洞房写，为酒店的门口写，还要为婚礼的现场写……和关心《大虬》研讨会与《大虬》签售一样，他把我儿子婚礼的许多细节都替我想到了，想得很细致，很全面。
有这样的挚友，我真的觉得很幸运，很幸福！
其实，马士琦的朋友很多，而他能拥有那么多朋友，凭的就是他的热心、真诚和正直。因为直言不讳给太白文艺出版社所出的《东望长安》提意见与建议，他和出版社的编审曹彦、《东望长安》的作者郑征二位先生成了好朋友，当发现著名书画家季庆先生即将出版的诗集里存在格式规范等方面的问题时，他又十分坦率地一一指出，于是他们也成了坦诚相见的朋友……
马士琦在省内外有众多的朋友，每个朋友与他都有一段故事，这一个个故事组合联缀起来，他的奋斗经历，他的品德才能，他在文学与书法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以及他为贫困山区捐赠书籍、为赈灾及资助贫困学子上大学义卖书法作品等等热衷公益事业的桩桩件件，便都十分鲜活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一个可敬而又可亲的马士琦也就带着憨厚的微笑向我们的心中走来了。
我要再一次说：能和马士琦成为朋友，我真的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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