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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剑
路遥说“高建群是一个很大的迷，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正如火山喷发的瞬间是长久地壳运动的积聚般，作家能量的释放也是历经了对自我认知和探索的过程，其间，天份、思索与努力并存。路遥的预言是准确的，高建群所钟情的创作领域，是那个遥远的、没有自己文字的、迷一样的匈奴古族，那崇高的英雄主义之光，着实让高建群着迷，那马背上的征战，在生命意志的高度，让高建群体验到超越生命个体之上的荣光，这是生命在形而上角度的自我完善和构建，一种不受道德法则或者常规约束的，赤裸裸、火辣辣的生命激情燃烧。
而写作者，高建群本身，也是一个迷！
无疑，上帝的光明是无私地照耀高建群的，那种尼采所谓的酒神和日神精神的创作内核，让高建群神灵附体，让他大肆吟讴、赞美与歌唱。歌唱草原的雄鹰、骏马和辽阔，如游吟诗人发出史诗般的吟讴，吟讴历史的车轮在匈奴民族的长河里，镌刻下怎样的悲壮和博大气象，史诗是赞美和英雄主义的，那一个个散落在世界文明史里的名字，冒顿单于、呼韩邪、赫连勃勃、阿提拉，虽然在史书里零星点点闪现，他们却勇敢、无畏而自豪地昂着高贵的头，傲世群雄，因为，他们知道，一段尘封的历史曾是他们的舞台，他们曾是伟大时代的主宰者，王的光环曾浸染了血雨腥风的杀伐，停滞在他们的头顶。
被历史遗忘是一件多么痛苦、遗憾的事情啊，尤其是那些曾呼风唤雨，试图改写历史流向的人们，忘记了他们，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缺憾，更是对民族大文化建设的一笔损失。李星说“上天生下高建群这个作家，就是为了让他写作《统万城》的。”是的，高建群是一位有担当，想要背负的作家，他用“亏欠”一词来与历史对话，在他的创作视野里，往往不自觉流露出对历史的些许愧疚来，这激励着高建群做着大胆的尝试，用小说的题材来为历史的空白进行合理的想象，弥补一段历史的真空。
我不了解高建群，只是在他的作品里，感知着他的一腔创作热血，但我完全可以猜测到，从《最后一个匈奴》到《统万城》里，成功穿越的女萨满形象，是带有高建群如此强烈地一厢情愿和审美色彩的。抛开女萨满在文本叙述层面的需要，单就她无所不能而有所不为的魔幻性，凝结的是高建群对文学精神的探求和自我创作的定位。历史底蕴深厚的关中大地，培养了一批善写乡土题材的作家，农耕文明的思恋，使得这些作家以乡村为彰显自我风格的摇篮和成功进军文坛的试金石，然而，高建群却想要一种与众不同的，大文化的，永恒轮回的，至高无上的生命意志。为此，他将创作的视角锁定在中亚细亚的种族迁徙，目光停留在既有农耕文明安土重迁性质，又属于纯粹游牧民族的无限扩张野心，狼一般的可怕、刚毅、警觉、狡诈、复仇的匈奴古族上。陕北高原、毛乌素沙漠、蒙古草原如一个个充满梦幻的符号般，如女萨满先知先觉的谶语般，深深吸引着高建群向这块神秘的大地顶礼膜拜，他想聆听曾经的金戈铁马，想描绘一群自认为是天之子的英雄，想还原曾经落日辉煌的史诗画卷。在冷兵器时代匈奴人的生存斗争中，在匈奴民族生存痛苦与战利狂欢的迷迭中，在个体生命的消亡和整体种族繁衍兴旺的矛盾中，匈奴人在精神上是慰藉的，而创造者高建群本人也是快慰的，因为匈奴人被淹没的历史，在文学审美高度被唤醒，因为高建群开拓了有别于陕西作家表现题材的文学“飞地”。
高建群独特的写作风格与牢牢打上自我印迹的审美取向，让我自然而然想到了民族歌唱家的艺术之路，大凡在歌坛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歌唱大家，如彭丽媛、宋祖英、张也、吴娜、雷佳、王丽达、王庆爽、吴彦凝等，她们的成功，不仅仅是有一副好嗓子，更是自我艺术风格的成熟，用专业的语言叫做“声音的辨识度”。套用一下这个名词，我们叫“文学风格的辨识度”吧，在这点上，高建群属于高辨识度的作家，史诗般的语言风格，思辨的人生哲理探索，魔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有机融合，陕北大文化圈的审美挖掘，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让高建群与陕北，与匈奴，与形而上的生命意识张力，形成了天然的同盟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统万城》不仅沿袭了《最后一个匈奴》里的史诗叙事笔法和英雄主义题材，同样也对正统的儒学在美学层面进行观念中的消解和稀释。“永远的迁徙，这大约是匈奴民族那可诅咒的宿命......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出塞美人王昭君的直系后裔”，虽然南匈奴历经“内附”和所谓的归顺汉廷，然而儒学之于匈奴，甚至连“水过地皮湿”的效果都不曾达到，往往是口耳相传的民族史和神话、传奇，支撑着匈奴民族不朽的精神世界，也让繁衍生息在辽阔高原上的匈奴人，不断享受着祖先所创造的荣光，这是物质的、精神的和情感的光荣与自豪。其实，历史题材的选取，表面看似理性、客观和冷静，但隐蔽的是材料选取人的主观意志，高建群的创作题材正是隐晦地传达了他对于英雄和匈奴民族的理解。“在这样的人物面前无所谓对与错、善与恶，人类现存的法则和善恶观念根本不适用于他！”其实，有高度的作家，其作品往往表现出对于社会道德和个人小我情感的超越，他不局限于个人哀怨的宣泄，也不试图在文本里进行道德的说教，这样的东西，境界小之又小，高建群所要做的，是用自我内在的经验，一种不受正统文化或人文干扰的，让万物自然而然显示出的权利意志或自然的外观，来把脉游走历史的“纹路”，来还原一段民族可悲可歌的战斗史。
《统万城》也同样继续着高建群小说的文化历史主义情结，“那个曾经深深地动摇了东方农耕文明根基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根基、差点儿重新改写历史的匈奴人...就这样慢慢地退出了我们的视野”，那种历史的沧桑、纵深感和地域文化心理生成的书写，让高建群在“希望与绝望一直伴随”的匈奴人身上触摸到了最为原始的悲剧力量。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内心痛苦与冲突，是因为过于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统万城》也是一个王子复仇的故事，但如果仅仅只看到是复仇和杀戮以及由此引发的生命无常的感慨，那就如同只见燕雀的唧唧咋咋，而不见鸿鹏的展翅翱翔，在赫连勃勃扩张政治版图，雄心勃勃地建立统万城的行动背后，作者分明是要挖掘赫连勃勃，这颗“孤独灵魂在天高处”的伟大人物，给予那个世界、给予那个消逝的民族，给予那个动荡的时代、给予农耕和游牧文化的意义，正如罗什公主所言“生命呀，你之于一个人，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故事中，每个人都有着觉醒的生命意识和权利意志，连同那个鲜卑莫愁的复仇行动，也在作者笔下如完成命运的神示般，散发出史诗的悲鸣，“我杀死了一位英雄，我结束了一个时代”，《荷马史诗》写了美女海伦引发两个国家之间长达数年的战争，同样《统万城》里，一位美人却不费吹灰之力，结束了一个民族最终的历史走向。历史不可假设，匈奴民族的历史在风生水起的年代里戛然而止，“让世界感到了疼痛”过后，是后人无尽的遐想和猜测，高建群以悲剧的命题，让这段历史在文学天地里复活。
“花开好，花落也好”、“进步高，退步更高”，这是智者的言说，更是生命历经磨砺后的觉悟，有如《好了歌》的洒脱生命观，偈语的主人是高僧大德鸠摩罗什。他从遥远的西域走来，他的灵性应该在高建群桌案飘摇的檀香里，做过短暂的停留吧，不然，高建群为何又一次神灵附体般的，在揣测着大德的心灵世界，这个无纤尘的，空无一物的内心所在。古希腊就有把诗人看作神灵附体的观念，因为他们仅凭直观的文学感觉认为，诗歌这种变形的语言，有别于日常言语交流的风格，那么，高建群这种时隔千年的创作，如何解释，用当下最时髦的语词“穿越”吧，这种穿越显然又是扬弃当今穿越语词意义的，高建群的穿越，显然用尼采的酒神精神、希腊人对上帝的虔诚以及佛教徒对佛在生命轮回角度的敬畏的。
穿越，以崇高的名义。
高建群做到了，起码在文本的沃土里做到了。匈奴民族史诗般的英雄战斗史，鸠摩罗什对生命超然的领悟，在《统万城》里完美对话和收官。这是刚毅与仁爱，残酷与抚慰，生存与思索的互相校正和照应，说到底，《统万城》是一部悲剧之作，高建群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知晓一个道理，属于尼采的一个观念，“悲剧中所体现的人生态度是一种非科学的、非功力性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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