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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剑
陕北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没有红色革命的浸染和洗礼，在当下大众的视野里，它只是一夜间因能源暴富的黄土地，一个石油、天然气及煤炭丰厚存储的僻壤所在，然革命的硝烟和战火，使得这片红色热土政治意味浓郁、革命激情蓬勃。但，仅此政治的冰山一角，恐怕不足以涵盖与囊括这块沉郁、高亢的大陕北吧，因为，正如千百年积淀的农耕文明历经时代流变与人事更迭一样，陕北也有它的历史过往和时代印迹，它也有传奇和悲苦，也有命运和转机。正如叔本华谈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那样，我们意志所专情的某种客观事物，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表象或表象的一种而已。其实，陕北，在很多人的心理层面是断层的，因为我们在敬仰陕北红色文化和追忆红色革命的同时，并没有溯源陕北地域文化生成和地域心理特征，为此，陕北仅仅是以地理再加上高尚的政治情操因素，走进全国人民视线的，好像陕北从来就是如此，除了略微留存在记忆中的五胡乱华、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的分水岭之外，陕北的历史，并没有在人们的心中引起多少哲理的思索和在文化角度的剖析。这是文化的遗憾和民族心理生成的遗憾。
高建群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最后一个匈奴》的问世，标志着对地域文化探索的尝试。
虽然他以艺术的形式再现和表现，没有专著的学术命题和源流探讨，也没有过多考证学的支撑和学界的摇旗呐喊的青睐，然而，我总能在高的作品里，感觉到丹纳《艺术哲学》的味道，虽然一个是文化理论，一个是文艺作品，可二者的实质都是在清楚不过的，就是以地域文化的生成来触摸某种地域的精神脉络，或者说，对地域文化的发展，尝试着从人文的一角开始，哪怕一个传说和野史，一个心灵的神性启示和人性的寓意张扬。在这个方面，高建群是成功的，我们不着眼于他作品传奇的真实性，也不着眼于他叙述的逻辑性和“讲故事”的生动性，因为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部“大块头”的长篇叙事，都不可能做到方方面面无懈可击。高建群的成功，是得益于他独到的选材和落脚点，将革命红都容易流于政治图解的神圣创作所在，变为民族历史宏观的叙事场景；是得益于他血液中流淌的文化自觉和对创作主旨的明确解析，他的创作理念始终是清晰的，就是用事件和人物形象来为自己的文化观服务和吟唱，甚至，事件或者故事的意义是高于人物形象的，高知道人物形象的刻画容易画地为牢，而故事的魅力则在于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也是得益于他将自己身心全部“让渡”给陕北的黄天厚土，使自己的生命体验着陕北的大喜大悲大苦。我并不了解高氏家族的变迁史，更不知道高是否有陕北，这个鬼方文化所在地的血统，仅凭他作品中对陕北人文和民族心理透入脊髓的描写和建构，我就断然认为他是陕北人里的陕北人，因为，他热爱陕北文化，相应地，陕北文化同样接纳他这个失落的孩子。这只是我的臆测，因为两种文化是会碰撞的，地域文化也是有强烈的排斥性的一面，如果高只是一位关中的弟子，那我们更应该向他及他的作品致敬，因为，他成功而激进地探索到了一种文化的些许真谛。
虽然，从某些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是不成体系，各自为政的，然而，作为文艺作品，我们不能求全责备，他已经在这类题材和作品里，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和表现出开拓的风气了。王国维说“但开风气不为师”，高建群的这部作品是符合王国维这句话的精神内涵的，高只想用笔触不辜负时代和自己置身其中的历史，以作品来向世纪巡礼和守望。他说“无产阶级有理由写出自己的史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它将欠下二十世纪一笔债务，欠下自己本身一笔债务，并且欠下人类总体利益一笔债务”。这就是一个人的高度，一个创造者的境界，一个敢于也热衷于和世纪、时间、人类等抽象情感物象在情感高度对话的人，为此，他艺术的触须伸向了陕北，这个如马孔多般的小镇，这个凛冽寒风、塞外大漠、耕稼狩猎，曾战火频频仍，又性情大胆热辣且多情的祖国版图一隅。
本文试图从作品的地域文化内涵和创作特色入手，简析作品的艺术风格，并以读后感的形式，将这一体会书写出来，以便加深自己对作品的理解。
阿提拉羊皮书与讲故事
高建群眼里的陕北高原充满了迷幻斑斓的历史气息和大文化现象，所以“在择材中对传统给予了相应的重视，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碑载文化的重视”。这个特征鲜明地体现在了作品开头部分的楔子中，阿提拉的羊皮书，自然而然让我们想到了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的羊皮卷，或者曹雪芹暗示人物命运的谶语诗。如果说马尔克斯笔下的人物在一代代印证古老羊皮书的预言，曹雪芹的谶语指导人物命运的话，高建群的羊皮书则在预告命运的前提下，更是一种历史人文生成的话语解构，某种对特殊地域史诗性传奇的敬畏和追寻，一次对人类从种族意义上繁衍生息的追根溯源。在这点上，作品有了人类文化学的格调。然而，这样的楔子，作为整部作品的核心或者说智慧凝结，是感知作品艺术才情的法门。高知晓艺术和魔幻的完美结合能使自己的作品，既不受现实人事的束缚，又能在虚幻的叙事世界得以真实的存在，这种超越现实和魔幻的写作，或讲故事的手法，给高的创作极大的空间性。
独眼女萨满的预言，雄心勃勃的阿提拉之死，掉队的最后一个匈奴士兵，开启了敲响陕北封闭人文历史的大门，续写了这段血与火的黄土高原史诗般的情爱，同时，也直接影响了作者的叙事手法，这就是浪漫与现实，魔幻与写实的交相呼应。而独眼女萨满在作品中无疑是扮演着复活女神的形象，某种生育的象征。从她最早出场的神谕以及为阿提拉牵线罗马敬诺利亚公主，到解围吴儿堡最早的两个风流罪人，为杨姓女子接生，她那只独眼看透古今，直至到杨岸乡和荞麦的孩子生产了，这位双眼健全的接生婆才警醒，原来这是匈奴崽。至此，她全然完成了上苍赋予她的任务了。
而作品楔子中的英年早逝的阿提拉与敬诺利亚的悲剧，也如同魔幻般浸染在了最后一个匈奴士兵的家族史，或者说，作者正是以这样的悲剧情结来展开叙述，也可以说，作者也沾染上了这样崇高的悲剧美学叙述色彩。杨贵儿和杨干妈，杨岸乡和荞麦，黑寿山和黑白氏，杨蛾子和伤兵之间的情爱与俗世的生活，仿佛冥冥之中有种宿命的东西，让这些男性身上笼罩了悲剧的氛围，他们以过早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使得作品的叙述一波三折，有种英雄主义的悲壮情结。
高建群这部作品依然是讲故事的，尽管他尊重历史和史实，自然和生命，可是写作人都知道，其实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也间接体现了作者的主观爱好和心理轨迹。在这点上，高无疑是想通过传奇和魔幻的笔触，使自己作品有种史诗的博大和悲剧的崇高意识，当然，他做到了。
阳刚与阴柔
“知人论世”是文艺批评的一条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理论实践，因为作家的信仰、经历、美学思想及哲理思辨等，与文学作品的生成和作品的审美趋向存在紧密的对应关系。然而，《最后一个匈奴》是我读高建群的第一部作品，对他曾经的作品只晓其名，但没有阅读过，对高本人更是知只甚微，为此，我在写这篇读后感时，只能凭借自己对作品的直观感觉，再加上作为一个陕北人对陕北文化的直觉，来感受高的作品为我带来的心灵感触。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误读的可能，但我相信好的作品，即便使人误读，也丝毫不影响文本自身的美学传达和与读者在情感角度的对话，反而让作品主题充满了某种“不确定”，不可穷尽的解说和见仁见智的解读，更是作家功力的表现和作品魅力的所在。
“万物负阴而抱阳”，这部作品的上下两部，是相互独立有互为依存的，如果说上部是波澜壮阔的民族史，有着浓郁的父性力量的话，那么，下部则是清新洒脱、书卷气般的艺术人生史，有着母性的安抚韵味，这“一阴一阳”便是作品的艺术色彩之一。
从羊皮书里走出的残酷战争场景，那颗令人过目不忘的用大月氏王人头做的酒具，使整部作品散发浓郁的肃杀之气，这种描写看似残忍，但可现出英雄主义的崇高。作者在苦心地模糊着历史现实和英雄传奇的界限，正是为一种悲剧的，甚至悲悯的情愫找到某种凭附，这种情愫显然又是父性的，有力量的。腾吉齐克被悬挂的人头，城门楼上杜先生的人头，黑寿山干瘪的人头，秃子的人头，依次被悬挂，被展示，被炫耀，其间已经没有善恶的分辨，也没有引导读者呼天抢地的呼号和对罪恶的鞭笞，在善与恶的分野里，善恶同一又泾渭分明，因为此时的善与恶只具有符号的象征意义，而没有人伦和道德的秉性及探讨，所以，这就是高建群的明智。唯其如此，作品才能以某种超脱的宏大叙事和英雄主义情结，对故事本身和人物形象进行二次构建和审美超越。尽管整部作品，高有时会直接出场，喋喋不休的论道，但可贵的是，在一些敏感的、攸关作品主题生成的命题中，高巧妙退位，“上帝死了”、“作者死了”，唯独剩下英雄的史诗和历史掌故，在文本间自由的歌唱和粉墨登场，这就是高要的艺术效果。
“当我们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教堂里的钟声，我们不必问这个世界上又有谁死了，我们不必问丧钟为谁而鸣，某一个人的痛苦同时也就是我们人类全体的痛苦”，这代表了一个作家的情感高度，他不计较小我的痛楚和安逸，不醉心于个人的得失和沉浮，因为小境界是会消减人的激情和天份的，唯有在人类的高度审视曾经的过往和未来的走向，才是大作家的使命和落脚点。有些人爱写种种不满，有些人又喜于润色鸿业，终究抛却的是自己和自己的艺术版图，高建群却开疆拓土又不封疆而治，他开放、求索而不代圣人立言的创作观，使他的作品亦如史诗般的大气和典雅。
其实，高建群对生命的尊敬是远远大于对传统人文的敬畏的，尤其是传统儒家学说。高将此部作品的视角转向黄土高原，转向那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陕北，因为，在作者眼里，陕北较少受儒家观念熏陶，它大苦大乐，充满了人性的色调，张扬着生命的热烈，大胆赤裸的信天游，强悍民风和无赖心理的结合，神秘的泛神论和性文化，在作者眼里，不啻于人性的释放和解脱。“任何时代都埋没人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人类最大的不幸和痛苦，也许就在于它不能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最充分地完成自己”，正是因为对生命有限的认知，使作者对儒家的消极方面有着清晰的辨析，“它束缚了生机勃勃的民族精神，限制了这个以聪明勤劳著称于世的名族的创造力”，高作品的旨趣显然不在于小我的宣泄，或者对某种地域文化迷狂般的热恋，他始终是冷静而理性的，他要通过地域文化的载体，回顾民族的历史，还原流逝的岁月，让曾经的壮阔史诗在当下复活。
总体而言，下部作品是艺术人生史的梳理和归纳，是艺术推进和演绎着故事的脉络和进程，人物在艺术中存在，在艺术中思量，也在艺术中走向自己生命该走向的地方。陕北剪纸文化被置于国际美术视域下，文艺美学和社会人生在哲理层面被光顾，文化心理学、遗传心理学、创作心理学，一股脑地在作品中灵光闪现，可以说，作品的人物也沾染了艺术的趣味和风范，人物的到场和隐退，好像一只看不见的艺术推手在腾挪变化。尽管如此，作品这时是唯美和浪漫的，甚至陕北的剪纸小天才的过早夭亡，也具有浓浓的思念和乡土味，这就是英国文学史曾经所推崇的抚慰力量。高在文本中曾描述了陕北人体形特点，因为早在婴儿时期，父母就有着形体校正素朴的知识，再打个比喻，高其实融入陕北文化中，他的心灵也应该受过如此的校正吧，以至于在荒僻的、天高皇帝远的陕北，避开传统思维的缰绳，越过农耕文明的生疏，俨然将活脱脱的大陕北献给无数的读者，他自身也如受戒般的换血，从此以陕北大文化的眼光，来追随创作的不朽光芒。高又是幸运的，他与传统告别，是向更高的自然回归，而回归自然，是身与心的回归，灵与肉的回归，之后，一转身，就是与自然的对话和答唱，这也是作家比较好的写作状态。
地域文化和话语生成
高建群发现了一个独特的所在，一个有别于自我日常存在的空间，因为地域是观念的，人文的，也是文化的和情感的。无疑，高便把他的情感，起码是创作的情感拱手相让给了它。
地域的排斥首要表现在语言以及言语表象下的思维的深刻性上。正如路遥写陕北，贾平凹写商州，陈忠实写白鹿原，迟子建写俄尔古纳河那样，文化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流淌于血液中的不自觉的东西，他给作家获取故土文化直觉的先天性。然而高建群却以“局外人”身份，走入陕北大地，摆在他面前的首先是语言或方言问题，信天游白描式的手法，农耕和游牧千百年的互相同化和碰撞，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融合等因素，让陕北方言呈现出支离破碎又浑然一体的风貌。史铁生在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说“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黄河。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说‘喊’，要说‘呐喊’；香菜，叫芫菜；‘骗人’也不说‘骗人’，叫作‘玄谎’……连最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酝酿’这词儿”。写陕北题材的历史小说，就不能回避陕北方言，写文学其实就是写语言，高了解语言的及物性以及语言载体叙述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但如何深入语言实质，破解语言密码，高试图从文化生成来把脉语言生成。高多次在作品中提到《七笔勾》这篇文章，文章主要谈儒家文化和陕北，最终得出“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结论，高称为儒家文化在陕北是“水过地皮湿”，正是这微乎其微的影响，让陕北较少受儒家正统思想和文化束缚，走了一条非儒非道亦非释的文化之路。这也就可以更好地解释史铁生关于陕北语言的叙述了，尽管儒对陕北文化的影响微弱，但必定是在文化表层有一定的建构作用，所以，一些古音古语就在陕北口语里扎根下来，也因为儒家文化在这里“水过地皮湿”，并没有发展和生成，所以，这些古音古语也就保持了原有的模样。
找到文化的原因，高就找到通往陕北语言的通道了，他的这部作品没有儒家道义的灌输，没有个人生存给予的无奈，没有成功者也没有失败者，一切听凭命运的指引和安排，听任故事和人物脱掉作家主观的“镣铐”舞蹈，作品的格调和意识，在某些方面，可能正是和作者对陕北语言的认识存在紧密关系。
在作品中，陕北文化特色，也和儒家文化“水过地皮湿”有关，伦理纲常、礼义廉耻的意识形态和陕北民歌大胆的性描写大相径庭，虽然告子曾说“食色性也”，但谈性色变，儒家依然以整体的社会观排斥和压抑着生命个体的隐秘内心空间，高却在传统之外，建设一种赤裸裸的生命张力，在道德和仁义之外，唤醒生命的本质和本真。“在整个交媾过程中，他们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快感。这种快感除了事物本身的原因之外，另一半原因是由于乱伦而产生的罪恶感引起的”，这在儒家视为离经叛道的描写，在艺术作品中却文质兼美，它撕掉了人被冰冷教条强行赐予的思想樊笼，回归到了原始的人性。值得注意的是，高并不是提倡乱伦和野蛮的生活方式，而是以人性的真善美，人性之光，来反观某种虚伪和狡黠的、窒息人创造性的东西。其实，当我们深入文本后，我们才发觉，歌唱酸曲和性爱暗示民歌的陕北姑娘对爱情是多么的专一和真诚，杨蛾子便是她们的代表。肩负民族大义的杨作新、面对家庭危难的杨岸乡，在家庭成员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牺牲自我而保全家人。
这些人，或许并没有读过儒家的教义，没有接受正统的思想启蒙，然而，当国难当头、离遭战乱、亲人安危时，他们往往以贯长虹、大义凛然，胸中自有浩然正气。其实，这也是作者的另一个方面的思考，对生命的热爱，自然便可由己及人，产生英雄主义的情怀，虽然，我们现在已不是能产生英雄的时代了。
《最后一个匈奴》的艺术特色是不好界定和把握的，这估计正是作品和作家的风采吧，一眼便穷尽的作品，应该不是什么好作品。期待更多读者，能在这部作品里，解析出属于自我的，也属于时代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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