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养俊

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每想到商州，我就想起李天喜。因为李天喜，我一直对商州包括商州人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李天喜是洛南县石坡邮电支局的乡邮员，一身邮电标志服，一辆绿色邮电自行车，一只绿色邮电包，伴随他在秦岭深处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里奔波了近三十个春秋。平凡的人，平凡的工作，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赢得了当地政府领导和邮路上群众们的一致好评。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李天喜就是这样一个做了一辈子好事的人。于是，他成了全国邮电部门的劳动模范，戴着大红花，进了北京城领奖状。

采访李天喜我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李天喜是山区投递员，又被评为全国邮电部门劳动模范，应该有丰富的素材和典型的事迹材料。见到李天喜我才知道采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的确应该称作一门学问。

李天喜，瘦高个儿，微微有点儿驼背，一对大眼睛放射着柔和的光，瘦长的脸上总是带着憨憨的笑。

这是个深秋的下午，李天喜送信回来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介绍了来意之后，请李天喜讲述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可是等了半个小时他竟没说一句话。没办法，我只好按洛南县邮政局和石坡邮电支局领导提供的线索提问，李天喜只是憨憨地笑，问什么都是一句话：“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说那干啥？”我问，你跑一趟邮路要翻那么多沟，爬那么多山，蹚那么多河，你就不感到艰苦吗？李天喜说，那早都习惯了。我问，你经常给邮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没有啥坚持不坚持的。我又问，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李天喜回答说，就爱干这工作，自己文化程度低，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

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许多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李天喜说，就是那些事，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没有啥。我很无奈地望着李天喜，好长时间没说话，屋子里静得出奇，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李天喜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两只手在两腿之间不停地搓着。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我给他杯子里添了一次水，在李天喜抬起头接杯子时，我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我知道，这样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于是转了话题问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效果依然同上。我借出来上厕所的机会，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树发商量，决定跟着李天喜走邮路，进行实地采访。当我们把这个意思告诉李天喜时，他喃喃地说：“去也好，不过都是些沟沟岭岭的，远着呢，怕你们城里人不习惯。”我说这是采访，采访要求这样做的。李天喜憨憨地笑了，再没说话。

第二天，我们早早吃了饭，就跟着李天喜上了邮路。我们意外地发现李天喜穿了一身崭新的邮电标志服，头上戴的大盖帽也是新的。发现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李天喜红着脸低下了头。走出石坡镇，远远就有人和李天喜打招呼：“老李，今儿个是走丈人家呀，咋穿得这么硬扎的？”李天喜还是那么一笑，算是回答了。

这条邮路通往李河乡，是李天喜跑得距离最近、路况最好的一段。由于中途采访了几户群众，走到李河乡乡政府时已是下午1点多了。这天正好是星期天，乡政府只有一位副乡长值班，听说我们是采访李天喜的记者，急忙放下手中的活儿，亲自动手为我们下厨做饭。他一边做饭，一边给我们讲李天喜的故事，讲完一个就回头问帮他烧火的李天喜是不是这样。李天喜望着副乡长笑笑，又低头给灶膛添柴火了。

在邮路上我们见了几十个人，包括上小学的学生，每个人都认识李天喜，而且非常亲切地叫他“老李”。被采访的每一个人，都能说出几件关于李天喜的感人事迹。

回到石坡镇，天已经黑了。晚上，我们采访了石坡邮电局的其他几位职工，并采访了李天喜的独生女，休息的时候已经有鸡啼声了。

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当我们带着记满了李天喜故事的笔记本离开石坡镇时，他早已在大门外等候了，还穿着那身平时不穿的新邮电标志服，推着就要出班的绿色自行车。他双手握着我的手，涨红了脸，只说了三个字：“还来啊！”我感觉他的手是有力的，而且手心冒着汗。

回到西安，我一口气写完了《魂系山间乡邮路》这篇记述李天喜事迹的人物通讯，发表在《陕西邮电报》试刊号头版头条上，并配有总编写的评论。不久这篇通讯被《陕西日报》采用，同年被评为全国邮电新闻通讯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