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养俊   

我们村依塬傍水，有山地川地也有水地，生产小麦、玉米、大豆，也生产少量的水稻，按说应该是一处富庶的地方。可是那个时候，每年农历二三月间大多数人家都缺粮食吃。那时候我很想不通，为什么一样的土地，一样经历春夏秋冬，一样耕耘劳作，每年的收获却总是不一样。
因为缺少粮食，每年春节过后，村子里的大人们就忙着进西安、到渭北了。进西安，是用自己生产的桂花球大米换取西安市居民的玉米面、高粱米。桂花球在当时属于新品种，产量不高，但是很好吃，非常受在西安工作的那些南方人欢迎。那年月，在西安市城郊的国有企业家属院里，经常会听到“大米换包谷面”的吆喝声，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喜剧演员郭达、杨蕾把换大米的故事搬上了中央电视台，不但给陕西人增了光，而且把陕西话宣传给了全国人民，我的不少外省朋友都会用秦腔吆喝“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呵—”。第一次观看这个小品时，周围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因为我想起的是曾经带着我进城换大米而今已经去世了的老祖父，想起了那个年代缺少粮食吃的父老乡亲。我感谢这个喜剧小品的创作者和演员，让人们看到了这段历史，用艺术的手段留下了这段历史。
到渭北，是到渭河的北面去。关中八百里秦川，是陕西最富饶的地方，而关中的“白菜心”却是泾阳、高陵、三原几个县，都是产粮大县，农民家家户户都存有粮食。那年月，村子里的大人们经常说，长安、蓝田人的粮食关系在渭河北边，意思是说长安、蓝田人吃的基本是渭河北边的粮食。此话虽然是玩笑，但每年青黄不接时到渭河北边换粮食买粮食确实是真的，因为仅靠大米换杂粮是满足不了生活需求的。
第一次到渭河北边买粮食时我初中还没有毕业，祖父让我跟着邻居叔叔一块去，心里却又放心不下。祖父叫我起床的时候，天上的星星还没落完，月亮也在远处的树梢上挂着。我紧握车头，使劲蹬着自行车，紧跟邻居叔叔，在月光照耀下的乡间小路上朝着渭北方向疾奔。走到一个叫耿镇的地方，已经是大清早了，许多老年人端着大老碗蹲在家门口吃早饭，看见我们，纷纷围了上来。一位大爷看我年纪尚小就跑这么远的路来买粮食，很是同情，就按当地最便宜的价格卖给我100斤玉米。邻居叔叔说我骑自行车的速度慢，让我一个人带着玉米先行返回，说他买好后很快就赶上来。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想到回家的路还那么长，骑上自行车就不敢下来。一直走到纺织城才记起邻居叔叔要我在渭河南桥头等他的话。村子里的人都说渭河很宽、很长，我早都想亲眼看看，可是不知当时在想什么，来回从渭河桥上走过，就是没有停下来仔细看看渭河。
停下车子，我一屁股坐在路旁的石头上，这才觉得腹中饥渴难忍。在附近一家小饭馆我买了一碗八分钱的素面，又向服务员要了碗面汤，把布口袋里两块黑面馒头全泡了进去，这些食物全部下肚才觉得饱了。这个时候，邻居叔叔满头大汗地赶到了，看我一切正常并且吃了饭，这才放下了心。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远远看见祖父、祖母在门口等我。
那年冬天，我已经到邮电局工作，因为家中缺少粮食，我们几个出身农村的小伙子一商量，就约定到礼泉县一个叫店张驿的镇子上买小麦。
那天早晨很冷，苍白的天空里挂着橘红色的太阳，刺骨的寒风刮得满地树叶乱飞。可是，这些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每个人都穿着单位刚发的新棉大衣，戴着新棉帽，骑着崭新的绿色邮电自行车。大家的精神非常好，早早就赶到了店张驿，而且很快买好了小麦。就在我们准备返回时，有消息传来，说咸阳塬上有民兵小分队巡逻，并设卡检查，凡买卖粮食者一律没收。刚才还热热闹闹的集市很快气氛紧张了。我们几个一商量，决定先吃饭，夜幕降临后走店张驿南面的小路，沿一条大水渠岸悄悄返回西安。
这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风很大，月光出奇地明亮。我们都很紧张，又同时抱有侥幸心理。一切都是顺利的，一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走完崎岖细长的小路，就是宽敞平坦的西兰公路了，灯火辉煌的咸阳城距离我们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一群胳膊上带着红袖章的人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就是人们所说的民兵小分队。任我们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只好跟他们到了检查站，一个小头目把我们盘问了好长时间，又给我们讲了许多不准投机倒把的规定。我说我们是邮电局的人，过去两个国家打仗也不挡送信的；我们买粮食是自己吃，不是投机倒把的粮贩子。这个小头目用怀疑的目光把我们认真地审视了一遍，然后让我们掏出工作证查看。还好，我们都带着前几天发的工作证。小头目又对着工作证把每一个人看了一遍，说：“咋看你们都是农民，这工作证倒还是真的。”我说我们过去就是农民，刚刚参加邮电工作。小头目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看邮电局的面子，工作证扣下,粮食带走。明天让单位开个证明来换工作证。”
工作证被扣了，大家的心情还不错，因为我们最大的担心是怕没了粮食。谁知离开这地方还不到一刻钟，又一队民兵小分队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没了唯一能够证明身份的工作证，我们说什么也没有用，不但收了粮食，而且对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
离开咸阳市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月亮不知什么时候躲进了云层里，风吹得更急了，我们骑着自行车艰难地行进在西兰路上，全身上下冷得像掉进了冰窖里。
为了尽快要回粮食，第二天早晨还没到上班时间，我们几个就集中在单位办公室门口。办公室主任是“一头沉”（妻子带孩子在农村生活），对我们非常同情，不但让秘书给我们开了证明，而且打电话给在咸阳市邮电局工作的老同学，让其帮助我们。
这些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每每回想起来就鼻头发酸，因为粮食不仅“粒粒皆辛苦”，而且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