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昔有云“蜀中多才子”“心思甚细密”。及至现当代，四川文风依然十分浓郁，蜀籍学者、作家活跃在各地，保持延续着“蜀学比于四方”的美名。
笔者先后结识上百位巴蜀籍学人和文人，他们皆有各自的创作成就和写作风格，呈现出四川盆地神奇地理文化孕育的天府人才鲜明特质。其中，汪毅先生为交往近十年的师友之一。他每有新书出版便蒙惠赠，近年编有《汪毅还甲》（八卷本）及《汪毅文事辑录》（1975—2019）。获阅书后，深有触动，从中可得到良多有益当世及未来学子的启思。
 
    一、大风堂学：艺术画派体系的构建与推动
    汪毅之学里，最具个人建树性的便是大风堂艺术研究系列，可谓点滴汇集，集腋成裘，成为“张大千学”“大风堂画派”研究的突出贡献者。他不仅为研究中国近现代画派史留下颇有建树的个人经验资料，而且总结出如何开展艺术人物及画史研究的“汪氏方法”，堪称一种学术范式。
    1.从启发到关注，汪毅与大千之缘及由来
从事开创性研究往往会有些不解之缘，仿佛冥冥之中有所注定。20世纪70年代，汪毅下乡到四川安岳县当知青，见阅当地石刻精美，便开始不断搜集思考。80年代后期，他在研究中发现从内江走出去的艺术大师张大千与敦煌石窟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于是从石刻（物）转向人物（人）研究，倾其精力，开展研读，陆续获得文化成果并出任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专业平台，使得他能够充分发挥社会活动能力与不断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可见，学术机缘确乎对优秀人才出现至关重要，但机缘却也是留给有准备、不放弃和坚持探索下去的人。


    2.构建体系，汪毅的成功与多元实践
    大风堂为张善子、张大千昆仲的画室名。张氏昆仲画誉世界，研究评述的成果非常之多，特别是张大千，各种研究机构先后推出不同课题与举办专题活动数不胜数。张氏昆仲型的巴蜀画界圣手极为难得，也很难再有，而汪毅选择从事研究大风堂，又如何以其自身的学术成果得到其他人士的认可，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秦孝仪评价汪毅为“（张）大千身后知己”“大千知己”，其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研者如云，论文如海，倘若没有创新性和独特性，那是不可能流传的。而一位学人倾其一生才华投入精力研究是否值得，以至于不会变成学术云烟或学术泡沫，那是需要文化学者自身斟酌权衡的。
    通过汪毅先生《我与大风堂回顾》文章，其列出的大风堂研究专著（编著）便有八本，基本完成于近十余年。他还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有关大风堂的文章百余篇，涉及甚广，有的甚至弥补了学术空白，如“张大千学”的研究、张大千与中国文艺复兴、张善子的抗战美术贡献以及大风堂门人和再传弟子群体的艺术传承现象等，尤其着力将大风堂作为一种艺术史与画派史角度来探讨（如大风堂画派与岭南画派的比较研究），展示出张氏昆仲与大风堂的成长历程，以说明这是一个仍有活力生机的艺术画派，从中不只阅读到艺术家的掌故逸事与时代抗争，更可感知一个时代鲜明真实人物的具体存在，蕴现出大风堂画派的自觉传承意识和博大心态气度，进而可以启示其他从艺者，若要有所艺术作为，应如何致力并倾入人格精神。
    汪毅研究成果的形式载体有专著、报纸、画册、书籍、论文、年表、散文、综述、评论、序跋、访谈、报告、建议等，共同组合发挥出文化创作的复合效应。他从重庆到安岳到内江再到成都的人生四城行旅，分别书写出种种文化事迹，可谓一路既传播了大风堂画派，又烙上了大风堂文化风格的印记。
 
    二、安岳石刻：青年时期学术成长的缩影与试验
    1975年春，未满20岁的重庆知识青年汪毅上山下乡来到四川安岳县思贤公社。因文艺创作成果的相对突出，1981年汪毅调安岳县文化馆工作。1984年，年仅28岁的汪毅任安岳县文化馆馆长，为当时四川最年轻的文化馆长（安岳为四川人口大县之一）。在柠檬香和石刻感的大地里，一方面，他不断拓展群众文化工作思路，体现在组织工作方面的能力（1986年1月20日的《四川日报》曾有通讯介绍他）；一方面，他充分挖掘本地石刻资源，身体力行考察搜集，成为把安岳石刻逐步推向全国乃至海外的有贡献者之一。
    1.采风之旅，安岳石刻引起关注
    1982年3月，汪毅在《四川日报》报道安岳“发现”巨大卧佛，随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个报道，奠定了汪毅率先在省级和国家级媒体报道安岳卧佛的记录，引起了文物界、学术界等的极大关注。随之，他一发不可收，创造了若干个“率先”：率先将紫竹观音的评介推介至省级媒体《四川日报》（1982年11月7日）和国家级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4年12月21日）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的《广播之友（周报）》“广播文荟”登载（1985年第3期），甚至最早推向海外，即通过中国新闻社向海外介绍（1984年5月9日）；率先提出了安岳石刻“承上启下论”和“安岳石刻学”等重要学术观点（见1991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率先以志考安岳石刻并在国家级学术期刊《中国地方志》发表（2018年第4期），率先从美学角度解读安岳石刻，率先将安岳石刻推向国际学术研讨会（载《龙门石窟15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讨论会论文提要集》）。


    在耕耘安岳石刻艺术这块沃土中，为不断扩大石窟艺术视野和作比较研究，汪毅曾去新疆，走敦煌，看炳灵，品麦积山，步云冈，登天龙山，赴龙门，访大足等（有的地方是数次考察），足迹遍及国内主要石刻造像区，甚至还远去了柬埔寨吴哥窟。除行万里路，汪毅还注重学术交流，曾与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大足石刻博物馆馆长郭相颖及副馆长陈明光和台湾学者李再钤等有多次交流，甚至与李再钤、陈明光为忘年交。2004年，汪毅作为四川的代表被推任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六届副会长。迄今为止，除发表若干有关安岳石刻报道之外，他在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物天地》《人民画报》《中国地方志》等海内外报刊发表113篇评介安岳石刻的文章。1989年，他出版了《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1991年重版），不仅媒体有若干报道，而且以此为桥梁引进海外对张大千当“模特”塑像的捐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中国文物报》、台湾《雄狮美术》《长流艺闻》等30余种报刊均有报道和评介）。海内外学者对该书有若干评赞，日本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专门委员、金刚院主持山田一真的评赞是“拜读了您的大著，收获甚大。我非常希望能与您加强联络及交流，并期望近期内在日本或中国相逢。”日本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专门委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镰田茂雄的评赞是“《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对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佛教文化的人来说，的确是一本珍贵的书。为了报答汪毅先生的治学之恩，我也打算进行更新的、更严谨的学术研究。”旅美收藏家、美国纽约美洲中华艺术研究会会长陈哲敬的评赞是“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的确有很多新见解，难能可贵” “很有新意” “文笔很美”，艺术史研究学者何怀硕的评赞是“您的大著《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也同样表现了弘扬佛教艺术的热切。安岳石刻有您的宣传，应获得云冈、龙门一样的名气与重视。”
2019年，刚好是汪毅出版《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30年。经过30年的学术积累，2019年巴蜀书社出版了汪毅的30余万字新著《安岳石刻艺术》（著名摄影家王达军摄影），将安岳石刻研究推到一个崭新的石刻文化高度。
 
    三、方志学：搭建一座纸上的四川方志馆
    汪毅从事方志工作20年（1996—2015），直至退休。期间，他担任过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巡视员、《四川省志》副总编、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凭借工作实践和较扎实的文史功底，他以“中国方志人”的形象，在方志界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并有一定影响。
    1.方志论述，从方志中国到方志四川
    方志是中华文化优良传统，不少学术名家都有参与纂修方志的文化经历，如章学诚、宋育仁等。就四川而言，历史上的蜀志更是名志不断，说明蜀人优良的修志传统。四川崇州人常璩所修的《华阳国志》，便是中国地方志的骄傲。而历代四川方志，则是蜀学学术文化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1996年，汪毅投身方志事业这一个崭新的职业领域。为做好这项工作，他努力学习，不断增补知识，以扩大方志视野。他曾参与《方志中国》纪录片两集的撰文（该纪录片10集，由中央电视台多次播出）、国家方志馆“方志中国”的策展，并多次参加学术研讨会交流地方志经验。特别是他所著《方志四川》（四集文献纪录片文本），有别于四川方志史概述之类书籍，即通过生动形象的描述与穿插人物访谈，对四川历代方志系统回顾，搭建了一座四川纸上的方志馆。该著于2014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修订本载2018年《巴蜀史志·增刊》，并作为四川省地方志系统培训的资料之一。
    在中国方志界，有关方志研究出版的著述虽然车装斗载，但由于这本《方志四川》形式特别、表现特别，使之成为中国方志界第一例，《图书馆报》《四川日报》《中国地方志》《文史杂志》《巴蜀史志》等报刊的评论达2万余字，不仅获四川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而且拍摄写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四川省地方志事业第十三五个五年计划》。还值得提的是，他作为副主编的《三星堆图志》巨册，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从中，不仅可一览古蜀文明之精华，而且从一个侧面看到汪毅因从事地方志的工作经验积累，使得他在研究张大千、张善子、安岳石刻及编纂个人文集时也有着相应的方志影响。


    2.方志传播，方志文化活态交流推广
    方志文化应该活起来，走向大众百姓，扩大不同城市间方志界的交流。汪毅便发挥其文学特长，撰写《地方志工作之歌》，以歌曲形式咏唱地方志工作者的功绩。2002年，汪毅提出了“实施文化名人战略”，即从名人学角度对方志里的乡贤记载部分做充分挖掘，由此弘扬地方文化。其之后，特别是近年来四川省十大名人的评选等，都是类似的名人文化传播形式。
    汪毅还五度参访台湾地方志机构（台北市文献会、高雄市文献会、台湾省文献会等），并以互动方式于20年前分别在两岸所办方志期刊上介绍两地的地方志，开了先河。1996年5月，他首次参访台北市文献会，被称为“两岸地方志交流第一人”。2011年5月，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汪毅还明确提出了“两岸交流应该关注地方志文化”。


    在从事地方志工作期间，汪毅担任过《巴蜀史志》副主编（责任人），主持编有96期杂志。该刊不限于对方志理论的学习总结，还刊发蜀中文化钩沉之作，已成为巴蜀文化传播的权威平台之一，影响广泛，笔者的《“蜀学”圆桌谈》和《李约瑟自流井考察记》曾在该刊发表，得到一定的关注和好评。


    出自于对“第二故乡”安岳的特殊情怀以及长期从事方志（地情）文化的钟爱，汪毅最近向四川省安岳县图书馆无偿捐赠了价值数十万元、重约3.5吨的以地情书为主的书籍，以及有关安岳石刻与人文（贾岛、陈抟、汤绍恩等）的书画、信札、文稿、地情资（史）料等，建起了一个以之姓名命名的馆中馆——汪毅文献特藏馆，并于2020年4月23日即“世界读书日”开馆。其数量和内容，包括一个小型图书馆、一个小型书画馆、一个小型地情馆，传递了他欲表达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理想的寄予。对此举措，他戏谑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四、文艺作品：一位巴蜀才子的全能
    汪毅系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为一级文学创作（正高）职称。其发表的文学作品，题材丰富，种类多样。其人颇有儒雅气息，其文颇有古风文笔。其学术哲思和文史意韵的完美统一，正是他作为一介文人写作追求的至高境界。
    1.多元之作，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体现
    在《汪毅文事辑录》里，他最早撰写发表的文艺作品是1976年刊登在《安岳文艺》的《怀念周总理》。尔后在内江、成都工作时，他的创作激情依然不减，出版有诗集《乐山乐水》、散文集《台湾文化之旅》《感悟菩提》《蓝天下的抒情》《悠悠我心》等，文学作品分别获得全国奖和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项奖项。值得关注的是，他对文艺样式“十八般武艺”的涉猎，囊括了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歌舞剧、文献纪录片、舞蹈脚本、故事、曲艺（包括相声、群口词、对口词、清音、金钱板、快板）等，这在文艺界中是不多见的。
在文事活动中，汪毅交往的作家、学者、画家书家广泛，其间的切磋交流，促进了思想碰撞，提高了创作能力，从而产生出“由文转学”或“由艺转文”的共振效应。


    2.人物之研，汪毅作品的一道风景
    在人物研究这个领域里，由于汪毅研究大风堂的成果比较显著，故人们往往只知道他研究张大千、张善子。其实，他还聚焦了与安岳有关的历史著名人物的研究，如贾岛、陈抟、汤绍恩。贾岛晚年任职安岳，墓葬于城南安泉山麓。20世纪80年代之初，汪毅便研究贾岛并评析其留在安岳的诗，并在《四川日报》《旅游》、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刊台发表文章。1993年，汪毅主编《高道陈抟》并撰写序言、后记。该书由全国道教协会会长傅元天大师题署，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圈内构成了一道人文风景。
    如果说《高道陈抟》是汪毅涉足道教文化的一道风景，那么他的新著《汤绍恩述评》便是一道水利文化风景了。该书14万字，由四川省历史学会、绍兴市鉴湖研究会编，是汪毅以述评方式对历史治水、兴水人物汤绍恩研究的一个尝试，故他在自序中称“我的水命汪汪”。其述评相兼，既追求散文之精美，又效法论文之严谨。全书分“神人天降，汤汤水命”；“科学治水，三江砥柱”；“禹绩神功，丹心汗青”；“文章锦绣，史志重光”；“功追马臻，比较研究”；“功媲李冰，比较研究”；“拓展未来，建言献策”七个部分 （附录《汤绍恩入选第三批“四川历史名人”可行性分析》），从不同角度构筑了汤绍恩研究框架，拓展了汤绍恩研究格局，提升了汤绍恩研究品质。除述评汤绍恩的治水、兴水功绩之外，就从绍兴水利史的角度而言，汪毅提出了汤绍恩既是大禹治水精神最具代表性的传承者，又是继大禹之后古代治水人物的集大成者，一定意义上还是大禹在绍兴的异代知己、隔代化身的观点；梳理了文献中有关汤绍恩媲美大禹的若干评价；提出了四川、绍兴两地文史界、文旅界、地方政府分别从研究、文旅、城市品牌等多方面整合大禹、汤绍恩，以放大其社会功效的建议。
    从循吏治水角度，该书还首次把汤绍恩与著名治水历史人物马臻、李冰作了对比讨论，这在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在“拓展未来，建言献策”这份 “万言书”中，汪毅还为安岳、绍兴两地互动“把脉开方”。因历史上普州（今安岳）与眉州（今眉山）有“东普西眉”之说，故汪毅还特别将汤绍恩与苏轼作了相对的比较讨论——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命题，有助于四川史学界、文化界关注，特别是安岳与眉山，以让“东普西眉”再续华章，成为巴蜀文明的一个“新视点”。


    3.文化之思，汪毅文学作品的本色价值
    通过获阅汪毅新出散文集《我的清明纷纷雨》和编著的《汪毅还甲》及所编的《我的百家信》，感到其文笔优雅，情谊深厚。他对“清明文学”“书信文化”的思考，堪称其人生情感的倾注体现，特别是“清明文学”话题甚至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现象深入研讨。
    随手翻阅辑录汪毅文作纪事的《汪毅还甲》，其中的散文随笔非常耐读，大多一气呵成，充满灵性，具有文学的本色价值，如同宋代蜀人苏轼所云“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其老友、著名文学家伍松乔对其旨趣评价甚高，甚至言及彼此是“心灵相通”的。当读到汪毅出生地重庆棉花街（今为家乐福超市）拆迁前后的图文部分，语小意深，令人感慨，震动不已。老屋拆掉了，以前的生活记忆也随之拆去了，真是痛心伤神，却只能用文字表示追念，不禁让心有戚戚者感怀共鸣。我认为，这些充满内心真情的文字充满“浓浓化不开”的故园文化情怀，展露出人生“岁月一甲子”的人生本色写照，无疑是汪毅文事种植大风堂艺术研究、安岳石刻艺术研究、安岳历史人物研究、地方志研究、文艺创作这“五棵树”中枝深叶茂最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