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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谈到文艺需要人民时，他特别提到了柳青，对他“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生活实践与创作追求给予高度评价，总书记指出：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2016年6月13日是柳青去世38周年纪念日，7月2日是柳青诞辰100周年，柳青女儿刘可风，从1970年到1978年陪伴父亲走完人生最后九年，她在父亲去世的1980年代前后，走访了许多历史当事人，并做了大量的记录；自2000年起，退休后的刘可风耗时十几年全力撰写《柳青传》，试图呈现一个不同于文学史上经常叙述的柳青，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创业史。
近日，柳青之女，刘可风接受了本报专访，让我们一起走进刘可风的《柳青传》，一起领悟柳青文学的精神精髓，弘扬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记者：刘老师您好！柳青是位德高望重、创作严谨的著名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一座突兀的高峰，他的创作志向和精神潜移默化地激励着陕西乃至全国一大批作家，柳青的精神遗产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尤其陕西作家在文坛的占据影响不可估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陕西作家，虔诚地传承并践行着到人民中去为人民写作。柳青诞辰100周年您推出这部38万字的《柳青传》，请您谈一谈写作这部著作的缘由？
刘可风：父亲在世时一心想完成四卷本的《创业史》，按照他的计划主要写合作化时期的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小说的高潮在最后，他要在第四部里完成自己对合作化的全部看法，由于旷日持久的运动和他极度衰弱的身体，终未如愿，失望时曾希望我能对此做一点补救。
我1970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父亲身边，到1978年父亲溘然长逝，陪他度过了最后的九年，由于家庭情况，以前我对他了解较少，通过九年日日夜夜的交谈，我对他逐渐加深了了解。
1978年，父亲去世前几个月还一直在写作。他修改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前十四章，有的章节还重写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无法完成这个作品，他落了泪。
一部没能全部完成的文学作品，自然不能系统呈现他的完整思想。父亲难以瞑目的遗憾，我只能尽这点绵薄之力，我决心要用我的笔，把他的遗憾落在纸上。
1978年，以及1979年一整年，我先后拜访了父亲生前友好，走访了很多历史当事人，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
但当我渐渐深入了解父亲以后，我对他的感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实我这本书里有一条线，就是我们父女从疏远到变成相依为命的过程。后来搜集材料的过程，也不断填补了我知晓父亲经历的许多空白。经过这很多年，我终于越来越深入地理解了他。
记者：您在该书后记中提到父亲曾对你说的一番话，读来颇令人震撼。柳青说：“女儿呀！你长了我的头脑，血管里流了我的血，但没有我的精神！”他又把自己收藏的一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碎弹片送给你，并对你说：“没有千锤百炼你就是一块废铁！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你会一事无成！”，请您谈一谈这部书写作中你印象最深的事和写作的经过，
刘可风:我印象最深的是《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我去他家的次数特别多，有时在他家里一住近一个月，他一有空就和我聊过去的事情。王家斌身上有很多一般农民不具备的东西，他不识字，但很爱思考问题，顾全大局，公而忘私，让人感动。1990年6月13日，王家斌去世。我父亲是1978年的6月13日走的，这让我觉得很惊异。
由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允许我开始写作，我便全身心投入到职业工作里，把希望寄托到退休后。虽然我日日夜夜都记挂着这件事，但2001年真的退休了，却胆怯地不敢拿起笔，一点自信也没有，焦急和畏惧日复一日。进入2003年，我更担忧岁月催人老，才下决心拿起了一生都敬畏的笔，开始杂乱无章、毫无头绪地述写有关父亲的往事。这期间到2005年断断续续写了一大堆。这一稿几乎不能用，仅仅把记忆召唤回来了。
2006年，父亲生前的几句话一再敲打我。他曾略带失望，更是激励地对我说：“女儿呀！你长了我的头脑，血管里流了我的血，但没有我的精神！”他要求我在克服缺点，决心行动时对自己要狠。他当时随手找出在苏联访问时从马马耶夫岗索要的一块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碎弹片送给我，说：“没有千锤百炼你就是一块废铁！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你会一事无成！”2006年，我下了狠心，度过了月夜中写作、日出后休息的三年，写出了有章有节的一稿。此后的几年又系统修改了两三遍。2012年初，我觉得可以定稿了，同时接受专业人士的建议，继续做最后的润色。今年，出版社的编辑调整了全书结构，加工了文字，使书稿得到显著提高，终于可以奉献给读者了。
父亲生活的时代有它的特殊性，无论那个时代有多少失误和成功，他们都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做过探索和奋斗，在接受宝贵经验和教训的同时，我们应该永远敬仰和怀念为国为民奋斗过的每一个人！
我希望用我的观察和记录，把父亲的一生、不为人知的一面告诉大家。这38万字，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会看到。
记者：从《柳青传》中了解到，您父亲主动离开北京，安家陕西长安县皇甫村搞文学创作，落户14年，在农村写作很顺利吗？
刘可风：父亲本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但他从来都认为要搞文学，必须到自己的写作对象中去，他的志向是写农村体裁，他认为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他一开始写了一部小说，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这部小说将近10万字，1953年在长安县委挂职当副书记时几近完成，但他觉得没有超越自己此前发表的《铜墙铁壁》，于是自己点燃火柴，把书稿烧了——这一烧，就是要逼迫自己下决心向新的高度冲击。
初到皇甫村，父亲想过在农民庄户院里找几间空房。但家里人多，影响人家生活，不能长久。在村里盖几间房，盖少了，家里人多不够住。盖多点，当时大多数农民都住草棚，几间瓦房太显眼，不利于和农民的交往，再说手头也没那么多钱。碰巧，在罗湾村和三村之间的半坡上有一座破庙，无人居住。父亲用《铜墙铁壁》剩余的稿费做了一次大整修，留了两间大房，两间小房，其余的全部拆除。院里原来就有几棵石榴树，其间还夹杂几棵桃树。为了雨天方便，房子之间铺上石子小路，小路两旁修了小块草坪。一家老少搬进来，院子里顿时充满生气。邻居们常上来借东西，农民闲了蹲在墙根，抽着旱烟和他说话。不出大门，庄稼院的鸡叫狗吠听得一清二楚。
1954年11月，中国作协要求成立西安分会，陕西省委宣传部要父亲担任副主席。父亲一次次找有关领导，说明自己的写作计划，但他的理由始终不被接受。西安分会成立后，《延河》创刊，从此他的担忧成真，写作不断受到影响，刚进入小说情节，汽车来接他进城。他甚至有一度想另找偏远乡村安家落户。1955年、1956年风调雨顺，农村收成好得让人心花怒放。可是，父亲在创作上却遇到了瓶颈，几年没拿出作品，有人对他逐渐露出了鄙夷的目光：“住在一个村子里，长期不出来，能干出啥名堂？”“体验生活也有个限度吧，还能长期住着不出来！”“那个庙是他的安乐窝，住着享清福哩！”说这些话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从北京到西安都有。这种舆论日渐扩散，后来连村子里不识字的农民也有了议论：“这老汉在这儿休养哩！”
当有人把这些话转达给父亲时，父亲平静地对传话人说：“我准备失败！如果都能成功，都不失败，怎么可能？我失败的教训，就是我给后来者的贡献。”
他在农村工作的体验和刻苦写作终于有了结果，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父亲的《创业史》终于开始在《延河》连载。不久，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创业史》。
记者：1970年大学毕业到1978年您父亲溘然长逝，您和父亲在一起这9年，您几次说到的“躲病”，是什么意思？您遇到过那些记忆深刻的不平凡的人和事？
刘可风：父亲年轻时得过肺结核，后来又有哮喘，对麦花过敏，每年夏收都要离开关中的产麦区到其它地方躲避，所以称为“躲病”。
《创业史》1959年出版，我父亲1960年差一点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4年“社教”中说他不关心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只关心自己的写作。“文革”中，父亲干脆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72年5月4日。“柳青专案组”送来了父亲的专案结论，否定了所有莫须有的历史问题，他“解放”了，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北京“躲病”了。
因为《创业史》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到北京后就借住在中青社的宿舍。中青社是团中央的单位，有人几次对父亲说：“耀邦同志从干校回来了，很多同志都爱到他那里坐坐。”建议父亲也过去走走，于是我用自行车推着父亲去了。
1947年父亲从东北回陕西途中，胡耀邦也奉调回晋察冀工作，他们一路同行。从1972年5月开始，父亲每年到北京“躲病”，都要去看望胡耀邦。不过从1973年到1977年，我没有陪父亲进京。1972年的那次谈话我记得，是从父亲对陕北经济建设的建议开始的，胡耀邦听得非常认真，他同时也非常关心父亲的身体状况，建议父亲给周总理写一封信：“有许多人给总理写信，本人不出面，是让儿女出面。”他把头转向我，非常详细地告诉我送信的地址。
信是父亲口述，我记录。信发出去后的第九天，就接到了卫生部的电话，说：“首长非常关心你的健康，让我们转达他的问候，并给你安排在京检查和治疗。他已经把你的建议转给了有关方面。”总理这样重视一个普通作家的求助，让我们几天心里都不能平静。
记者：《创业史》的创作过程，第一部四易其稿，整整写了六年。直到1960年《创业史》出版，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可柳青拿到稿酬以后，却分文不留，捐了出去?但第二部迟迟没有面世，直到1965年，第二部上卷初稿才在杂志上连载，柳青为什么在晚年放弃了集中精力写作？
刘可风：不是放弃，是没有条件写作，一是运动中还能写作？二是身体情况。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当时父亲拿到了16000多元稿酬，全部捐给了皇甫地区搞建设。并写信给当地政府特别强调：”我希望除过负责干部知道外，这件事不要在群众中宣传，不要做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宣扬。如果有人这样做，我认为是错误的。” 有人好心劝他，给自己留些以防万一。他说，我写书并不是为了自己，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公家，我也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给国家。
父亲每次创作长篇小说，都有这个特征――十分拼命。在写作《创业史》，数度遇到很大困难。记得，《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刘勰的《文心雕龙》……随时在父亲的案头、床头和手头，他反复对各种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自己的创作进行思考。
他在艺术上对自己很苛刻，每写一本书，一定要比前一本有所提高，不然宁可作废。就像我在书中写的，在《创业史》之前，他写了一部反映县里干部组织农民治虫、搞好农业生产的长篇小说。但他觉得没有超越前一部作品《铜墙铁壁》，就把书稿废掉了。
因此，在进行《创业史》写作的几年里，父亲一直没有东西出来，当时他的朋友、领导，甚至妻子，都对他这种状态表示了担忧以至怀疑。面对着这种压力，他创作的时候当然更加拼命。
对于文学创作，他主张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不可偏废。一是借鉴他人的作品，进行艺术的探索。当时，《悲惨世界》《红与黑》《红楼梦》《三国演义》……随时在父亲的案头、床头和手头出现。父亲认为创作不是去模仿别人，而是在别人的作品里学习创作的精神和方法，然后创造性地处理自己的作品。作家要研究自己身处时代的生活和语言。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必须要有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特征。
父亲写小说不是深入生活，而是融入生活。他开始写作《创业史》，很快感到情节的发展在因果关系、逻辑过程上有缺陷。于是，他决定吃透蟆河滩的历史，奔波在熟悉本地历史的老人间。为了写好农村和农民，柳青数年跟农民在一起，让自己进入农民的角色来写农民。写作《创业史》四易其稿，父亲认为文学作品要让形象自己说话，作者议论越少越好，能删除尽可能删除。
《创业史》1956年完成第二稿时，父亲认为仍没有达到自己的既定艺术目标——“写出人物的感觉”。为此，他在困惑中停笔一年，这一阶段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各种文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品中，深入钻研创作的艺术手法。1958年，经过大量研究，他再次动笔，“终于写顺了”，写作上了新台阶。
记者：在当代文学史上，作家柳青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与赵树理、周立波、孙犁被誉为中国当代作家描写农村生活的“四杆铁笔”。创作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成为反映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身体力行地关注民生、关注现实，落户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并在之后的14年里生活在该村,也有人说柳青完全农民化了，在您心目中，父亲是怎样的形象？您如何看待父亲在农村这14年？
刘可风：父亲的作品最可贵的就是鲜活和真实，用人物形象展现时代风貌。他的这种能力，正是来自他实实在在地深入生活，这不是去一个地方住个三五天就能获得的。他深入农村生活14年，当时认为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突出。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对当时和对现在，确实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父亲的农民化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出生于农村，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和农民在一起，写的基本上是农村题材的作品，所以，他融入农民的这种感情和行为是很自然的。
另一方面，他生活经历过巨大变化，进了城，还出过国，当他再回到农村时，为了能够和农民融合到一起，使他们和自己相处感觉亲近，什么都愿意和自己交流，又有一个主动转变的过程。
14年这样在农村生活，是要吃很多苦的，但父亲坚持下来了。有一次，文化部的领导问他，老作家对于培养新作家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他说有两方面，一方面我要一丝不苟地写好自己的作品，给青年作家提供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还有，老作家在深入生活上也要给年轻人做出榜样。他自己也的确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在我跟父亲接触的过程中，包括我访问父亲作协的同事们，大家一致的感觉是，他的谈吐和思想具有浓郁的学者气质。这时，我们感觉不到他和农民交谈的那种方式，更多感受到的是理性的思考。
父亲是一个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农村的基层工作者。他一生在钻研文学，是下了拼死的决心在创作，但是，如果文学上没有成绩，他也不遗憾自己的人生，因为他为人民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完成《柳青传》是替父亲续写的，也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希望把父亲的一生、最后的困惑、不为人知的一面告诉人们，父亲在天上一定会看到！（江水 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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