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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云儒
“延安文艺”产生于一个特定的时代。和一切历史文化现象一样，当然也会带着那个时代的一些局限性，譬如过度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当下中心工作服务。但当这一切都是真诚地为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又得到了历史相当的宽容和民众广泛的认同。其实，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表述的字面意义，而抓住它的精神实质，就可以鲜明地感到：毛泽东关于文艺要为抗日服务、无产阶级文艺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等论断，实质上是提出了文艺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使命辩证统一的科学命题。他指出，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功利社会相抵牾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使命。文艺为先进的社会使命服务，不但不会损害它的美学价值，倒是会大大提高它的美学价值。这种服务越是自觉、越是艺术，文艺的美学价值就越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太白文艺出版社精心组织权威团队，以巨量的工作、艰辛的劳动，及时策划编纂了这套《延安文艺档案》大型典籍。全书由“延安音乐”“延安文学”“延安美术”“延安影像”“延安戏剧”“延安文艺·文论”六部分组成，共40余卷，4000多万字几千幅图片，几乎网罗了可以发掘到的关于“延安文艺”的全部档案资料。这部皇皇大著，使一段重要的历史存活于现世，镌刻于青史，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全面评价《延安文艺档案》，需要专家和读者积以时日的检验。笔者参与过此书的一些前期策划工作，很愿意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和初步阅读的感觉，在这里与大家交流。
我感到，就纂著与编辑本身而言，这部书起码有如下四个特色：
真切而详尽的资料辑揽——除了原始性档案资料、概述性和个人回忆资料，还加进大量当事人的回忆文字与口述实录。回忆者自己有立场局限、视域局限、记忆局限和认识局限，编者在选择中对个人化倾向和当下现实坐标的影响，都尽量淡化，尽量保持历史记录的客观、公正与宽容，保留那一时期艺术、文化甚至政治生活的原生复杂性。这就为读者、研究者留下理解和感受的较大空间，也为切入历史深处留下了较多的缝隙和渠道，留下了较多可能性。
原生而活态的历史再现——这套书在编纂风格上，注意了对“延安文艺”时期现存的史论分析和系统研究成果，但更采用了大量老图片和亲历者真切的个人回忆来复现历史。由几千幅图片构成的场景再现视觉，与亲历者场景文字描述产生的联想视觉，穿插交融，在读者心中引发双重的形象展示，实现原生而活态的历史再现。这是一种保存艺术文化“活化石”的辑史方式，给后代提供了可以通过文字阅读，音响聆听，影像直观和舞台展示，来感知体验“延安文艺”、继承弘扬延安精神的一种多维多途、多彩多姿的新认知方式。
“档案”风格的科学梳理——全书在整体的内容构思和结构设置上，体现出传统“档案”和现代信息整理的科学性、规范性、系统性。音乐、文学、美术、影像、戏剧五大板块全面涵盖了延安文艺的方方面面。每套丛书又大都由人物、组织、作品、重大活动以及物证（文物图片）、人证（口述实录回忆）组成，从各个角度和切点将原本呈自然态的、复杂交织着的延安文艺现象，作了有序的扒梳，理性的观照，为今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丰腴的资料，打下坚实基础。
编纂群体的权威色彩——这套丛书聘请了周巍峙、贺敬之、王昆等为代表的延安时期的著名老文艺家为顾问，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是“延安文艺”活的、原生的资料库。又聘请了王蒙、王巨才、刘文西、赵季平、陈忠实、肖云儒、吴天明、李树声、梁茂春、居其宏、陈彦、李继凯、丁亚平、郑工、甄亮、冯希哲等多年研究延安文艺、创作延安题材的文艺家、理论家担任名誉主编、主编以及学术顾问，他们将自己在艺术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多年积累的心得融进了字里行间。这个编纂群体的权威色彩，为丛书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延安文艺”最值得重视的价值，在于它凝聚了“人民文艺”的基本精神。这一基本精神极大地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中国文艺永恒的路标。我们不妨把“人民文艺”的基本精神简明地提炼为三句话，即：文艺来自人民生活，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家要和人民结合。——这是一条通过与人民结合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由“延安文艺”在实践中踏勘出来、而由《讲话》在理论上总结出来的。这个永恒的命题，是“延安文艺”生命之所系，也是一切文艺生命之所系。不论时代如何发展、文艺如何变化，“人民文艺”这一基本精神是长青的。
文艺如何将新的生活美转化为新的艺术美？“延安文艺”和《讲话》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出一条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路子，这便是要求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然后进入创作过程。欧阳山、柳青、李季等正是遵循这条路子，长期在农村、部队生活，和人民大众一道从事前无古人的社会实践，体察他们当家做主的心态和感情，才写出了《高干大》《种谷记》《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已经塑造成为历史主人的新的工农兵形象的作品，开创了新的生活美转化为新的艺术美之先河。
文学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既是历史实践主体人民大众的一部分，又是以艺术劳动的分工来为人民大众整个历史创造活动服务的特殊的一部分。他们不仅应该是人民群众历史活动的书记员，更是历史实践主体美学形象的创造者、精神世界的发现者和传播者。人民的艺术形象，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艺术形象，能否在心灵的和审美的进程中确立，有赖于作家、艺术家的劳动。因而文艺归根结底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情绪。文艺的社会功能和美学价值就是这样辩证地统一在为历史实践主体——人民大众的服务上。
从情绪性内容这个层次看，在“延安文艺”和《讲话》中，鲜明地流贯着一种思想启蒙者、精神解放者和文化开拓者那种自由、自主、自信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是一切历史进步期和社会上升期的主流精神状态，也是一切创造者、拼搏者的主流精神状态。它会超越具体的行业、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历史实践，对人类生命和每个人的生命起引燃、激扬作用。
从《延安文艺档案》中，能明晰地感受到活跃在边区文艺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磅礴气度和创造激情，使我们能以将潜藏在其中的情绪性内容和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博大精神气度交融为一体，那么真切地展现出了一个新历史时代的脉搏——
那是敢于面对新的现实，鲜明地提出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开拓新的思考路子、理论路子和实践路子的创新意识；
那是善于抓住机遇，从社会的整体环境和宏观格局中，借助历史推力，果断解决某一方面问题的历史智慧；
那是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平等真挚的讨论讨教中，在传统、现实、未来的交集中，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凝聚新思路的开放融会精神；
那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能迅即将启蒙的思考转化为广大民众的共识，转化为社会实践行为，转化为新的文化艺术模式，而进入历史的文化实践力、执行力；
那是论者和实践者在从事精神创造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素质和潜力，而进入一种自如、自信、自主的最佳精神状态；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智慧，创新的内容、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激情——这就是我们从《延安文艺档案》中强烈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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