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斌
友人们谈士琦书法、文学的文章多矣。我只想谈谈他做学问、做事的认真。
余之心血之作《1965:耀邦早春行》,是经他的引荐,张孔明先生、彭莘女士大胆编审方才出版的。当我沉浸在发行后的喜悦时,他给我寄来一张勘误表,指出哪个地方错字、掉字、衍字,哪个词用的欠妥有误,让我在喜悦中多了一点愧色。我用一本新书换回他的修改本,以便有机会再版时对照着改过来。
见面了,说起书中的人物查主任,我读的是检查的“查”,查主任。士琦说:“不对,是‘楂’主任,山楂的楂,姓氏当读‘楂’”。我感到一阵脸红。
或许是为了稀释我的尴尬,他讲另一个姓氏故事。他们航天四院某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姓仇,当读为皮球的“球”音。可几十年了,单位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人都喊“仇书记”,报仇的仇。这仇书记也就约定俗成,听惯了报仇的仇“仇书记。”1985年仲夏,士琦由安康铁路公安处调到航天四院公安向阳分局不久,去该单位办事,恭恭敬敬地喊了读音为“球”的“仇书记”,一时激动的仇书记双手紧握士琦的手,眼眶涌泪:“谢谢您,几十年了,人们都喊我仇(报仇的仇)书记,你第一次恢复了我仇(球)的本来读音。”书记遂沏茶鸣谢。
《1965:耀邦早春行》出版后,有记者、作家、评论家在《华商报》《文化艺术报》《陕西工人报》《书海》《传播》《当代陕西》等报刊撰文评介。难为了士琦把他能看到能得到的报刊和文章,为我收集、复印出来,隔段时间就寄我,让我这久居小城的寡闻之人能阅知保存。这要费他多少时间呀,心想士琦对我独好。可不久,收到他托我代转代交他人的资料中,见他对别人和我一样,也是这杂志那报纸外加复印件的。我始知士琦待人无分别心,他的认真,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
这无分别心的认真劲儿,还有一例。士琦出版了一本《马士琦书法﹒第二辑》,给我和安康他能认识和接触过的众友人各赠一册,其中许多请我代转。他给我签署一册。我闲翻他给其他友人的赠书,也都结合友人生世所长和嵌名,自撰巧妙联语,小行书写赠。落款处,必然钤上小于色子的两方一朱一白斋馆印和姓名印。这工作量多大呀!非有认真精神不能致也。
士琦为了却他叔父马仲慈老先生出版一部书法集的梦想,将叔父的作品拍照、缩小、复印,装订成A4大小的书法集36本。士琦和妻子用了一个月多时间,钤上钢笔筒般大小的名章、闲章一万多方。士琦对叔父的真情可见,认真负责的精神可见。
士琦先生的认真精神,是以其深厚的学养为基础的,大凡与他交往的人都有深切的感受。不少名作家、大诗人赠他的书,往往都会得到士琦的一份勘误表,得后不能不心悦诚服。于是便有人找上门来,把将出版的书请士琦捉错审读。他并非刻意找错,误差一般都逃不过他的眼,越是这样,他越认真。一部书稿,非要看上半月一月的。许多人把书稿请他审后心始安。认真,他是一贯的。
一位伟人在他的语录本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士琦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晓,但他认真的精神我真的佩服之至。现时代到处弥漫着一种不认真症,导致书本错字太多几成垃圾,导致书家提笔错字贻笑大方,导致人际交往大大咧咧真情空乏。不认真是世风浮躁的原因之一,在这种大背景下,士琦的认真真的稀有,弥足珍贵。
交上这样一位认真的人,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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