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群
 
    孙犁读书，取法乎上。他认为读书是为了增加知识，探求文采，所以不读浅薄无聊之书，不看黄色小说，不愿在上面浪费时光。对于著名的世情小说《金瓶梅》，孙犁坦言从青年时起，就浏览过几次，但都没有正经读下去。对此书他有一种矛盾心理：想看又不愿看，常是匆忙翻一阵就放下。孙犁晚年在多篇文字里谈到过这部书，并著有专论文章《金瓶梅杂说》。
    孙犁青年时，在《世界文库》（郑振铎主编）上读过连载的洁本《金瓶梅》，虽未读完，但印象很深，记得是删除得很干净。在北平的书摊上，也曾偶遇过洁本的《金瓶梅词话》，封面上一只金色的瓶子，插着一枝梅花，写有“补遗”二字。他后悔当时没有买一本，日后用来应付向他借这部书的人们。1948年在饶阳大官亭村土改时，孙犁在一户地主家里，还见到过一本竹纸印的明版《金瓶梅》，当时组织上有纪律，他只好翻了翻又放回原处。
    孙犁认为，很多人想看《金瓶梅》，恐怕并非出于对这部文学名著的关心，而是好奇者居多。
    孙犁原有一部解放后出版的影印本《金瓶梅》，两布函24册，价50元。这是一部未曾触手的新书，他视若珍宝，轻易不肯外借。文革之前，常有人想看，又不好直说，就迂回曲折、拐弯抹角，孙犁心里明白，却佯装糊涂：“我想借你部书看。”“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如此这般一番，借书人只好作罢。
   文革期间，孙犁的书被悉数查抄，落实政策时，其他书都发还了，独这部书没有消息。明知有人从中作梗，孙犁却不甘心放弃，多次交涉索书。随之就有谣言传来：“他什么不要都可以，唯独不放松《金瓶梅》。”半年后，经有权者说话，才答应归还孙犁。当天，报社的革委会主任找孙犁说：“听说要发还你那部书了，我想借去看看。”因是当权派，孙犁不好拒绝。政工组从查抄办把书领回来，就直接交到此人手里。还好时间不长，书就送还回来了，孙犁想他不一定通读，而是选读。
   1985年夏天，人民文学社印行了《金瓶梅》删节本。和以前的洁本相比较，孙犁认为人文本删除得并不干净，个别字句不删，事前事后感情酝酿及余波也不删。这样就保存了较多的文字，对研究者有利。
    这次，孙犁又掏高价买了一部人文本，他说自己年事已高，这个版本文字清楚，校对精细，又有标点，很想按部就班，认真地读一遍。不是出于老有少心，追求性感上的刺激；相反，是想在历尽沧桑之后，红尘意远之时，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看一看：这部书究竟是怎样写的，写的是怎样的时代，如何的人生？到底表现了多少，表现得如何？作出一个供自己参考的、实事求是的判断。
   对于《金瓶梅》，孙犁是不敢轻视的，他把《金瓶梅》和《红楼梦》进行了比较，认为从文学爱好上说，首选当是《红楼梦》，至于风格，后者更在前者之上，但两者又都是热爱人生的结果。早在1953年，孙犁就曾说过，《金瓶梅》在风格上是不能和《红楼梦》相比的。虽然它在运用民间语言，描写人情世态上，有创造性的成果，具有自己的风格，然而却是一种低级的含有毒素的风格，就像作为它的主角的那个尖酸刻薄的妇人（《论风格》）。1985年5月，孙犁又一次评论《金瓶梅》，认为把作为色情描写的典型，是不合乎事实的，比它淫秽得多的书，明清以来如过江之鲫。但这些淫秽之物，附着在一部文学名著——《金瓶梅》身上，成为它永远割除不掉的赘瘤，限制了书本身的传播，这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小说杂谈--小说与色情》）。
   1985年8月，孙犁再做专论文章《金瓶梅杂说》，把《金瓶梅》与《红楼梦》进行了多方面比较，认为两者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珍品，然就其艺术境界来说，“红”落脚处较高，名列于上。鲁迅和郑振铎都很推崇这部小说，郑认为它超过了水浒、西游；鲁则赞曰：“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孙犁很是赞同鲁迅的评价，觉得“此为定论，万世不刊也”，作为文学工作者，应多从此处着眼，领略其妙处，方能在学习上受益。
   概而言之，孙犁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末世的书，一部绝望的书，一部哀叹的书，一部暴露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