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北大读书期间，与陕西老家的邻村女子邢凤英第一次结婚。近8年后的1933年，他在国民党军第1军团长任上停妻再娶，又与四川广元一名才貌双全的富家女子吴海兰结婚。

但好景不长。两年后，因同事一个玩笑，怀疑吴海兰与一名东北军军官有染，张灵甫怒而将其枪杀，一时舆论哗然。

吴家人自然不服，四处告状伸冤，最后幸运地通过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的帮助“上达天听”，将状子转给了正在倡导“新生活运动”的宋美龄。

蒋介石不免怒其不争，下令严肃处理。但最终顾及黄埔学生的情面从轻发落，只让法院判处张灵甫10年徒刑，两年后又借抗战即将开始，正当用人之际予以释放，准其官复原职，“戴罪立功”。

期间，张灵甫第一任妻子邢凤英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说，他与被杀的第二任妻子结婚后，仍然与邢凤英保持着亲密的夫妻关系，是典型的即便国民党也明令禁止的一夫二妻。

这场轰动一时“杀妻”案的来龙去脉原本清晰明了，张灵甫也坦然承认，从无异议。但70余年后，尚在人世的张灵甫最后一任妻子王玉龄，将张灵甫杀妻的原因翻案为吴海兰是“共谍”，因偷拿机要文件被枪杀，来源则是当年张灵甫告诉她的。

从小肚鸡肠的猜忌而草菅人命，到义无反顾地大义灭亲，张灵甫一时重新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当年宋美龄与蒋介石不曾想到的开脱理由，多年后的王玉龄轻轻巧巧便找到了。

这不仅是死无对证、迟到数十年的“孤证”，而且极不道德，让当年无辜被杀的吴海兰雪上加霜，又蒙深冤，再度成为张灵甫美化所需的牺牲品。九泉之下，自然更难瞑目。

对张灵甫而言，女人的确有如刘备所说的“衣服”，随时可以轻松更换。1937年，获释出狱的他以其堂堂仪表与团长的官阶，很快又与西安妙龄女子高艳玉相识，娶回了第三任妻子。

这件“衣服”张灵甫也仅“穿”了七年多。1945年，这位42岁的关西大汉又看上了长沙某中学念书年仅17岁的富家女子王玉龄，很快便在尚未休掉高艳玉的情形下迎娶了王玉龄，成就了一些人津津乐道、歆慕不已的“名将与佳人”的“绝配”。

然而，这段婚姻只存在了两年多。1947年5月，一马当先进攻中共华东根据地的张灵甫，在孟良崮上被华东野战军击毙，王玉龄也开始了长期孤凄的守寡生活，从此只能生活在无尽的怀想里。

结婚之初，王玉龄听说张灵甫枪杀吴海兰一事后，曾天真地问：“要是我在外面乱交男朋友，你会怎么处置我？”久经情场的张灵甫自然轻巧地应付过去了。对王玉龄而言，张灵甫的离世虽然难免哀伤，却没有了更换“衣服”的风险，也不会再有吴海兰的遭遇了。

多年后，原74军人事处处长吴鸢回忆说：

王夫人美丽多姿，不甘寂寞，艳史遍传，如“灵甫号”的舰长就是她的情人之一。后来去台转美，入了美国籍，在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当了空中小姐多年。有友人自美国来，说她虽年逾半百，风韵不减当年，依然还是很活跃。（注释）

吴鸢最后感慨地说：“张灵甫若九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张灵甫第二个特点是抗战前的10年表现平淡，未见特异之处。

1926年10月，张灵甫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担任见习排长，追随团长、黄埔一期学兄胡宗南，开始了将官生涯的起步。随后10年，他累官至第1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

这一升官速度并不慢，与多数黄埔四期同学的履历相似。但黄埔军校毕业生前6期的升迁，与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部队短期内急速扩充，黄埔生迅速被屡屡拔擢占据军中中级主官职务有关。

张灵甫所在的第一军虽是蒋介石最早的嫡系部队，但在北伐战争和“围剿”红军期间未见卓异战绩，随着志大才疏的胡宗南倍受信任逐渐升迁，1936年担任第一军军长，第一军的战绩便更差强人意，每况愈下。

因而，后来的蒋介石五大精锐主力名单里没有第一军。胡宗南表现一般，追随他的张灵甫也就更无可圈可点之处了。

这与胡琏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胡琏与张灵甫是黄埔四期的同学，1926年10月毕业后先被分配到20师，北伐战争中升至连长。随后他转入后来的五大主力之一18军（含其前身11师），随陈诚参加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及三次“围剿”中共江西红军。因胆识过人，作战勇敢，他深受陈诚赏识，相继被提升为营长、团长。

抗战之前胡琏的官阶虽与张灵甫持平，但战功有迹可循，早期的军旅人生便精彩多了。

张灵甫的第三个特点是抗战开始才进入74军及其前身部队，直至日本投降前他从未做过74军军长，多半时间为团长、旅长和师长。也就是说，74军的象征与灵魂是其战绩的主要创造者军长王耀武，而非与下属师长周志道、李琰、蔡仁杰等人并列的张灵甫。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在南京“模范监狱”轻松坐监，几乎等同于修身养性的张灵甫被提前释放。

回到陕西老家与邢凤英母子团聚，享受天伦之乐，闲居一段时间后，不甘老死林下的张灵甫一度悄悄运作，试图重回原来熟悉的老部队——胡宗南已担任军长的第一军。

或许张灵甫杀妻恶名过盛，胡宗南未予接纳，他又转而投奔正准备与58师合编为74军的51师，被厚道慷慨的师长王耀武“拉了一把”。因暂无合适的实缺，张灵甫只被授以51师师部高参的虚职。

但毕竟返回了离别两年的军队，张灵甫依然很满意。为表自己“洗心革面”，缩小杀妻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将原名改为“张灵甫”，“钟麟”则成为不需要常用的字。

令王耀武没想到的是，他于困窘之际急公好义接纳的这位黄埔学弟，后来不仅将他一手创建和抗战8年心血倾注的74军毁于一旦，70余年后还被人为抬高到取代他的位置，成为了74军的化身。

1937年8月，王耀武奉命率51师从汉中开赴上海参加淞沪战役，开始了74军抗日的第一场血战。

张灵甫此时远在武汉，没有随王耀武参战。退一步说，即便张灵甫随军到了上海，仅仅是高参虚衔而非实兵指挥，作用和战绩也将极其有限。

战后的1937年10月，51师所属的153旅新组建了第305团，王耀武任命张灵甫为团长。张灵甫此前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事，这一团长之职得来是因为有了王耀武早已内定的实缺，而非所谓“因功”。

随后，王耀武率51师参加为期6天的南京保卫战，张灵甫生平第一次接触日军。因整个战役中国军队一方部署紊乱，指挥错误，最终被迫匆忙撤退，酿成中华民族永久的伤痕——南京大屠杀。

1938年7月，国民党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74军等部10万余人，在江西德安万家岭巧设“口袋阵”，毙伤日军近万人，史称万家岭战役。

这一战役中，74军军长俞济时奉命负责核心阵地张古山战场。率51师参加后期战斗的王耀武下令各团机关枪集中使用，同时指令张灵甫率部攻打张古山，最终毙敌800余名。

战后，著名戏剧家、《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或许因为张灵甫的实职是团长，便于树立基层抗日典范，鼓舞民心士气，田汉没有将总指挥薛岳、前敌总指挥吴奇伟、军长俞济时和师长王耀武等人的真名写入其中，唯独写上了张灵甫。

张灵甫一时声名大震，这也是他在抗日战争中唯一风光的一次。这年9月，他被提升为51师153旅旅长。

1939年6月王耀武就任74军军长，开始创造74军更为精彩的传奇。张灵甫依然是旅长，居于三个师长李天霞、余程万和廖龄奇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