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成全勃 秦峰

“我郑重请求铜川市公安局耀州分局公开贵局治安大队1月15日晚进入我客房和责令出示身份证的执法依据。”1月20日，记者见到张建荣律师时，他拿着自己写的“申请出示进入客房和查验身份证的法律依据”说，我已经给耀州分局递了“申请”。

张建荣是一名执业律师，1月16日上午在耀州区法院有一个刑事辩护案件要开庭，于1月15日晚入住该区西大街君悦商务酒店610房间。

“吃罢晚饭，稍事休息后，我就在电脑前开始疏理案件事实，潜心撰写辩护意见。”张建荣说，大约22：00左右，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当时只顾埋头赶写材料没有理会。“随后敲门声更加急促，让人不寒而栗，同时传来叫喊声‘警察查房’。”

张建荣随即起身开门，只见冲进来六、七个人，“有几人身着警服，领头一个拿着警官证在我面前晃着，他的名字我没记住，他自己声称全国叫他名字的只有两个，另一个在山东，说是治安大队的，要检查身份证。”

“我解释说已合法登记，需要查证请到前台登记处核实，半夜进入房间影响休息，但几名警察坚持要求拿出身份证。”

“我当时问道：你们进入房间和责令出示身份证有什么法律依据？”张建荣说，“警察先后给出的理由有：有警官证就可以随时查；旅馆业归治安大队管理，他们有权查；春节前例行大检查。”

因这些理由都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张建荣再次申请他们出示进入房间的法律依据。“这个时候其中一位民警在手机上查阅了《身份证法》第十五条‘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张建荣当时提出异议，“既然是‘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请找出‘法律规定’。”

“在这一过程中，领头的那个警察态度粗暴，不断地拿他的警官证在我脸前近距离晃动。”张建荣说，我对这一过程做了录音。

这样争执了近20多分钟，“我不得已‘配合’他们的‘执法’检查。”张建荣说，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之后才悻悻离开，“由于他们的检查，我安心写辩护材料的心情荡然无存，导致第二天开庭都精神集中不起来。”

张建荣认为“例行查房”违反宪法。他翻开宪法指着第三十九条，“你看这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张建荣说，宾馆房间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场所，住宅安全是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之一，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社会安定的最基础的条件。公民住宅有两种，一是固定住宅，二是临时住宅。短期居住的宾馆客房就形成临时住宅，长期包租的客房就形成固定住宅。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住宅安全和住宅隐私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任何机关无权赋予自己“例行查房”的权力，公安机关非经法定程序无权随意检查和搜查作为公民住宅的客房。

“有人说我有些较真，别人都无异议，配合就对了，你提出异议干啥，自己找麻烦。”张建荣认真地说，“我翻遍了相关法律法规，对宾馆是否能挨个房间敲开房门检查确实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我这样较真确实不是为了个人目的，如果我的行为能够推动法律的完善，立法机关或者公安部门能进一步完善对宾馆查房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查房需要什么手续、如何查、什么时段查，这不更好吗？我认为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有这个义务和责任。”

1月21日上午，记者来到铜川市公安局耀州分局，见到了法制大队董队长，说明来意是否能出示进入客房和查验身份证的法律依据，他说采访需要找政工科。来到政工科，政工科工作人员说这是春节前的大检查。当问到是否能提供相关法律依据时，政工科张科长解释说需要汇报分管领导，领导正开会。临近中午分局领导会还没有开完，记者留下电话，张科长说请示完领导后答复，但截至发稿时，记者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张建荣也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如果不给我答复，我将考虑提起行政诉讼。”张建荣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