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护矿队为防偷油打死6村民打伤26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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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护矿队为防偷油打死6村民打伤26警察

2010-03-04 09:24:31  ·   49次点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陕西靖边报道

 

再次叙述3月6日的那场经历,陕西省靖边县狼卧沟村村民杨秀芳依然有些紧张,“真是怕死人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他们就开打了。没打两下,我就趴在地上了。”当天一同被打的,还有同村的刘继梅。

 

在杨秀芳的记忆中,那一天除了漫天的黄沙,还有一群身着红衣、头戴钢盔、手拿一米多长木棒的大汉。

 

“棒棒队”是当地百姓对这群大汉的统称,而其所属的长庆油田则称他们为“石油保卫大队”。

“棒棒队”转山

 

狼卧沟村四面尽是些荒芜的沙丘,几乎寸草不生。隔着几座沙丘,远处钢筋水泥浇铸的县城清晰可辨。

 

“那天他们就是从这儿上来的。”村支书马宏清疾走几步,手指向一片沙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一共16辆白色皮卡,冲着我们的林地就开过来了。你想想,那是个什么场面。”

 

当地的村民说,“棒棒队”管这种方式叫“转山”,意在看看哪有能打油井的地方,“经常来转山,压坏庄稼和林地,不是什么稀罕事。”

 

刘、杨二人说,3月6日下午两点多,他俩正在看林子,“棒棒队”来了。

 

“我们拦着不让他们过,他们不听。这时,车上下来很多穿红衣服的人,几下就把我们打倒了。”杨秀芳说,自己被打是为了保护集体的林地。杨秀芳和刘继梅都是村里的护林员。

 

“棒棒队”此行的目的地是“靖探294井场”。长庆油田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资料称该井场原本属于长庆油田,延长油田靖边采油厂是非法侵权钻采,长庆“棒棒队”则是在依法维权护矿。而延长油田靖边采油厂提供给警方的材料称,该井系延长油田所有,当天“棒棒队”的打砸给该钻井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多万元。

 

长庆油田隶属于中国石油;延长油矿隶属于陕西省政府,是继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后,具有石油勘探、开采资质的第四大石油开采炼化企业,且是惟一的地方企业。近年来,随着石油开采利益的日益丰厚和地块的短缺,延长与长庆在陕北的利益争夺愈演愈烈。

 

对于这起“砸井”事件,靖边县公安局事后认定系矿权争夺引起。

 

“至于自称被打的两个农妇,就更可笑了。她们抱着我们的人的大腿,疯子一样地阻拦,还把我们的车胎扎爆了。”长庆油田采油四厂企业文化科副科长李耀斌对本刊表示,该过程中的肢体冲突不可避免,长庆的员工已保持了相当的克制。

 

杨秀芳告诉本刊记者,自己住了20多天院,医药费是村里掏的,长庆没管。

 

取保候审

 

让杨秀芳意想不到的是,她和刘继梅的被打,成了一起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靖边县警方调查中,经现场村民指认,主要打人者为长庆采油四厂杨米涧作业区护矿队一中队队长杨亚荣。审讯结束后,靖边县公安局给杨亚荣办理了取保候审。靖边县委、县政府递交给榆林市委、市政府的报告中说,之所以取保候审,“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长庆的势力太大了,说实话,我们不想惹,也惹不起。”靖边县一名公安人员私下向本刊记者这样解释。

 

到了3月7日,靖边县公安局突然决定传唤杨亚荣,进一步调查。在之后的汇报材料中,公安方面说,这样做是因为刘继梅次日仍处于昏迷状态,办案民警担心会有更为严重的后果。协助传唤的任务落到了榆庆公安分局头上。

 

靖边县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介绍,榆庆公安分局前身为长庆油田企业公安处,隶属于榆林市公安局,“他们的人员和财务都归长庆管。”

 

长庆油田的李耀斌则告诉本刊记者,榆庆分局受榆林市公安局和长庆油田双重领导,确实用来维护企业的利益,“靖边县公安局同样有一支石油保卫大队,直接为延长油田靖边采油厂服务。按理说,两个企业之间的资源纠纷,公安是严禁介入的。”

 

靖边县上报的资料显示,截至3月8日上午10点,杨亚荣仍未归案。10点50分,靖边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兵分三路,守在靖边县的几个收费站,守候正准备从天赐湾(镇)回靖边县城长庆采油四厂的杨亚荣。

 

一小时后,杨亚荣等3人乘坐一辆车牌号为陕K-0238的警车到达靖边西收费站出口,在此守候的办案民警拦截未果。一直追到采油四厂门口,才将其拦住。

 

“当时去拦截的就是靖边县石油保卫大队的人,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文书,就要强行带走我们的人。”李耀斌说。

 

五小时冲突

 

就在靖边警方打算将杨亚荣等3人带离长庆采油四厂时,大门被关上了。

 

“很显然,他们的行为是恶意的,这些人很有经验。”靖边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表示。在长庆油田制作的视频中,字幕显示,门卫是“依责”关上了大门。

 

双方陷入了僵局。长庆方面要求,不能把杨亚荣等人带走,应交给榆庆公安分局处置;靖边县公安局则要求保安把大门打开,让警察带杨亚荣等3人离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院子里的长庆员工越聚越多。

 

随后,双方开始了第一波打斗。靖边县委、县政府在之后的报告中写道,没过多久,长庆员工便开始向民警喷射催泪瓦斯。长庆油田在报告中则说,警方3次向企业员工喷射催泪瓦斯,并用警棍等殴打员工。

 

长庆油田提供的视频显示,打斗过程中,几名企业员工头部被打破,鲜血顺着脸颊直往下淌。之后,有人搬出了被子和枕头,满脸是血的员工躺在院子里,轮流输液,几名医务人员挨个为其包扎伤口。

 

“那几个人恐怕是在假装输液。”靖边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在之后更加激烈的打斗中,输液的人还能抄起输液架子,砸向公安人员,“完全像没事人一样。”

 

随后,打斗暂时停止,双方交涉还在进行。但不长时间后,打斗场面又上演了。

 

靖边县委、县政府在之后的报告中说,几次交涉后,县公安局决定放人。但就在杨亚荣等3人刚下车的一刹那,长庆的队伍中有人高喊了一声:“打!”采油四厂的院子里顿时厮打成一片:200来个身着红衣,头戴钢盔的人涌了过来,将手中一米多长的棒子抡向警察。手无寸铁的警察一下子慌了手脚,混乱中,有些人甚至脱掉警服跑了出去。

 

哭声、喊声、打斗声、警笛声响成一片。

 

“我们的警察都被打成那样了,他们还不肯开门让救护车进去。”靖边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说,打斗过程中,靖边一位副县长不断给长庆方面的领导打电话,要求开门,让救护车进去拉伤员。长庆方面的要求则是,你们先把我们的人放了,我们再放你们的人。到最后,长庆的领导干脆把手机关上。

 

据在现场的人介绍,救护车在采油四厂门口徘徊了20多分钟后,终于把伤员送进医院,整个事件持续5个多小时。

 

靖边县公安局统计的资料显示,共有26名公安人员在打斗中不同程度受伤,即将退休的县公安局副局长艾和平被打断了两根肋骨。长庆方面有9名员工受伤,其中1人颅内出血。

 

沉默的受害双方

 

靖边县委的一位人士介绍说,事发当天,榆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树业赶到靖边,并在当晚11点多召开了事件调查协调会。一位与会的县政府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杨树业看过视频后,拍案而起,说:“在一个有法制的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情简直匪夷所思。”

 

次日,陕西省公安厅一名副厅长赶往靖边,再次就此次事件召开协调会。

 

长庆油田党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彭旭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关于此事还在调查中,双方都不能对外透露信息。对于网上反映此事的帖子被删掉一事,彭说:“网上的帖子,有些是长庆员工发的,有的是地方上的人发的。我们也找人删了,但是删不干净。”

 

靖边县公安局也保持着沉默。

 

“你知道我们有多委屈吗?自己的人被打了,但是不敢说话,那个感觉太难受了。”靖边县公安局的一名警察表情尴尬地对本刊记者说,“长庆油田的人打老百姓的事很常见,但打公安在靖边还是第一次。”他还说,事后,长庆那边要来人探望受伤的警察,“我们一概拒绝了。”

 

靖边县委、县政府的汇报资料和长庆油田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关于此次事件的照片和视频,两个版本,截然不同。长庆油田提供的资料中,一帧帧照片,大多是员工们头破血流的惨状。第二波打斗的视频,只有短短几分钟。几乎看不到棒棒队殴打警察的场面。

 

“视频的确是剪辑过,因为我们也要保护企业的利益。”李耀斌坦率地表示,“但想想看,他们只有一二十个警察,被我们200多个员工围在院子里,真要打的话,早就出人命了。”

离退休干部联名上书

 

在整个陕北,长庆“棒棒队”几乎无人不晓。

 

“曾经有长庆的员工说过这样的话,‘我打死一个人无所谓,打死100个人可能会蹲上一个月的牢’。”靖边县新城乡的一位村民忿忿地对本刊记者说,“‘棒棒队’在我们靖边的势力就有这么大,这次打警察更显示出它的威力了。”

 

上述村民说,这些“棒棒队”还经常在乡政府门前喊着口号训练,听得人心惊胆战。靖边县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承认,他们见到“棒棒队”,同样要退避三分。

 

3月25日,靖边县部分离退休干部联名上书,列举了“棒棒队”自成立以来的一些行为,认为是违法的。

 

“这份资料是我们从公安局及老百姓的口中了解到的,但仍是不完全统计。”靖边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以下简称“老促会”)秘书长安广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份“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显示,1999年以来,长庆“棒棒队”在靖边县范围内涉案57起,打死群众6人,打伤162人。冲突原因大多因为有人偷油或占地纠纷。

 

新城乡韩家沟村的杜满堂死于一次“涉嫌盗窃”。

 

杜满堂的弟弟杜海堂说,2007年10月16日一大早,哥哥走进了长庆油田某井场大门。“我哥家就在井场旁边。”杜海堂如今守着长庆油田的另一个井场住着,杜海堂认为哥哥是想从这个门进去,从另一个门出去的,“但一进去,人家就不让出了,硬说他偷了油。”

 

杜海堂向本刊记者说,他的哥哥不可能是去偷油,一是偷油一般都在晚上进行,二是他身上没有带任何偷油工具。

 

杜满堂遭到了看井人的殴打,于当晚8时许死亡。 “后来长庆那边给了24万块钱私了。”杜海堂说。

 

“就算真偷油,也罪不至死啊,再说当地百姓实在太穷了。”老促会秘书长安广生认为,要管也该由公安来管。

 

“长庆油田建设初期,就有这样一支队伍。”李耀斌向本刊记者介绍,“一开始叫经济警察,现在我们管它叫石油保卫大队,对内进行石油管理,对外维护秩序。石油企业没有围墙,工作区域非常广阔,且又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正在生产的区域,二是待生产的区域。这支队伍就是在这两个区域里正常履行职责。‘棒棒队’确实是拿棒棒的,那是警械,是一种防护工具,也是被迫的。他们维护企业权益的同时,随时要和外界起冲突,这种维权行为本身可能违法。”

 

李耀斌承认,“棒棒队”与延长油田、当地百姓之间确实起过不少冲突。“冲突中,双方不可避免会受伤,甚至导致死亡。‘棒棒队’成员也有在护油过程中被当地百姓打死的。第一采油厂21岁的陈小军,一次刚好碰上老百姓哄抢原油器械,他赶过去阻止,被当头打了一棍。昏迷40多天后死亡,之后被定为烈士。”

 

对于当地有人说“拿钱平事”,李耀斌表示,在互相殴打过程中,一旦出现人身伤害,企业首先想到的是赔钱,再就是员工的权益,“他们是为了保护油田利益和国家权益,使得自身受到了司法危机。作为企业,就要努力确保他不受司法追究,不用蹲监狱。这在很多人看来,恐怕就等于拿钱平事。”
 

某些央企的“孤岛生存”

 

靖边县委一名工作人员说:连我们这儿的女娃娃都被他们抢去当婆姨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陕西靖边报道

 

“长庆路那带我们很少去。对我们来说,那边跟外国差不多,他们连区号都是029(西安)的。”陕西省靖边县委的一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在靖边,长庆油田相当独立,与当地政治、文化格格不入。

 

3月8日发生在长庆“棒棒队”与靖边县公安之间的群体事件,让双方终于“撕破了脸”。据长庆油田的一位人士透露,这一事件发生后,长庆方面告诉自己的员工,没事别到街上去溜达,以免惹事。

 

“我们现在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生存是很窘迫的。”长庆油田采油四厂副厂长张兴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人家的爹妈在跟前,我们的爹妈远在外地,就是这个感觉。”

 

“偷长庆的油不叫偷,叫拿”

 

“这些沙窝窝里只能种点儿玉米、洋芋等作物,其他的很难成活。”靖边县青阳岔镇的一位村民指给本刊记者看,不远处,一些农民的屋顶上砌出一块平整的水泥槽,“那是蓄水用的,人吃水都是靠天。”

 

站在青阳岔镇的沙丘上俯瞰,一条条绵延的小道将光秃秃的沙丘切割成了若干块。“这些小路,是偷油的老百姓走出来的。”曾在陕北石油纠纷中备受关注的民企代表冯秉先对本刊记者说。

 

长庆油田采油四厂企业文化科副科长李耀斌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油田附近的百姓偷油成风。

 

“他们为此发明了很多方法,有时还到各地取经。”李耀斌说,“比如靖边这边的老百姓,一开始是用瓢装,后来从中原油田那边学会了用袋子装,那种编织袋在市面上一度脱销。后来,当地乡镇也认识到原油的价值,就想办法到民间去收,间接鼓励了老百姓偷油。”

 

据李耀斌透露,长庆油田每年被偷盗的流失量起码在50万吨。

 

“实际上,在一些老百姓看来,偷长庆的油不叫偷,叫拿。”靖边县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笑着说。

 

“这个地方还是相对落后的,尤其是山里面的老百姓,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长庆油田第四采油厂副厂长张兴华向本刊记者感叹,“他们会认为你长庆的人到我们的地盘上来抢我们的资源,凭什么你们就能穿西服,我穿的就是老棉袄?”

 

相对收入要比自己好得多的企业员工让当地老百姓心理有些失衡。

 

“你看他们的办公环境,多好,连山里面的办公区都有空调。”靖边县委一名工作人员说,“连我们这儿的女娃娃都被他们抢去当婆姨了,当地光棍越来越多。他们现在占了我们的资源,若干年后,留给当地百姓的可能是恶劣的环境和无数的污染。”

 

利益之争

 

“一个是‘央’字头的,一个是‘地’字头的。”有人这样描述长庆油田和延长油田的关系。

 

“长庆油田到靖边是在1988年左右。”靖边县老促会秘书长安广生回忆说,当时全县财政年收入只有560万元左右,为节省开支,机关的电话都要上锁,“长庆刚来的时候,县上很支持,逢年过节还要去给长庆送烟送酒。为了留住长庆在地方发展,土地400元一亩就卖给他们了。”

 

安广生介绍,由于陕北油田油藏呈蜂窝状,规模小而散,油层低渗透,开发难度大,最初并没有引起长庆的兴趣。因此,地方决定自己接手。

 

1994年4月13日,中石油与陕西省政府签署了《关于开发陕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协议》(简称4·13协议)。其核心内容是从长庆油田登记范围内划出约500平方公里,由安塞等6个县组织开发。同时约定,从长庆油田和延长油矿划出1080平方公里,以委托、联合等方式,由延安、榆林有关县区组织开发。将靖边以南的3500平方公里归长庆油田和地方联合开发。各县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可采用招商引资、出让井位的方式,引进联营单位参与石油开发,其中包括个体私营企业。

 

2005年,由于兼并了大量民营油田,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重组,迅速壮大起来。“有勘探权和开采权的石油企业中,只有我们延长一家是地方企业,足以说明中央对老区的重视。”延长石油靖边采油厂办公室主任呼正录认为。

 

资源上的争夺,使得延长油田和长庆油田长年对峙着。

 

据说,此后的冲突中,4·13协议屡被提及,靖边以南3500平方公里由长庆油田和地方联合开发的部分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而划到靖边县的那部分土地上,由于有长庆油田之前花重金勘探过的油井,因此长庆也不愿意放弃。

 

“我们不管在哪儿打一个井,长庆都说是他们的,但当年协议上明明说是共同开发的。”呼正录有些不满。而李耀斌则认为:“他们早就违反了4·13协议,都不知道侵占了我们多少地域。”3月8日事件发生后,长庆方面在情况汇报中提到,2006年以来,延长油田靖边采油厂侵权井点共计3747个,零星井点355个。

 

鸿沟能否逾越

 

“延长油田每吨油给县里交1000多元,长庆才交30多块。”靖边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私下向本刊记者表示,“长庆那么财大气粗的企业,在我们靖边拣了一大块肥肉,却只丢给我们一个肉渣。”这位工作人员同时还说,长庆油田从来不接收地方上的生源,没有帮地方解决就业问题,“扶贫、建希望小学等工作,也没他们的影子。”

 

李耀斌对此显然有些无奈,“我们交的80%~90%都是国税,不像延长石油交的是地税。而且前两年国家刚调整了政策,公司总部的纳税和公司的纳税要归在一起,就是说公司总部注册在哪儿,下面的交税也往注册地交。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长庆油田采油四厂提供的资料显示,2007年,该厂生产原油130万吨,上缴地税1228万元;投资1000万元用于长庆路建设;投资1010万元对油区道路进行了维护。

 

“还有很多贡献是隐性的,另一些,则是不被算到我们头上的。”李耀斌列举着,“比如我们的井场都在山里,那我们肯定要把路修好,这个确实是为我们自己修的,但这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便利。再比如,我们的井场要雇他们打工挣钱;大一些的基地周围,老百姓开了三四十家小卖部,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

 

公开的资料显示,在整个陕北地区,靖边县经济发展排在第二位,其80%的财政收入来自于石油开采。

 

在靖边,长庆油田似乎已被打上了“傲慢”、“霸道”、“小气”的标签。与此同时,和地方政府间的鸿沟似乎也变得难以逾越。

 

“2008年截至8月底,我们向地方政府申报了几百个井位,一个都没批;延长油田靖边县采油厂被批了700多个。”李耀斌透露。

 

有人这样说,长庆油田和当地老百姓发生的纠纷中,很多是因为土地或林地补偿不到位。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李耀斌对此解释说,长庆油田不管征用还是征借土地,都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来进行赔偿的。而赔偿款项要经过三个步骤,才能到老百姓手里。一是要经过县国土局、环保局等部门,接下来到了乡镇一级,之后是村官进行发放,三个环节,最终发到老百姓手中的可能就少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去打井,有老百姓出来制止,说我们占了他们的地不给钱。我们就感到很奇怪啊,因为这个钱半年前就给了的。偶尔碰上一些不讲道理的老百姓,就可能和我们的工人发生肢体冲突。”

 

“实际上,我们也在努力想要融入当地的文化。而有时候,不管是和地方政府,还是和老百姓打交道,确实没那么容易。”李耀斌慨叹。

 

体制困局

 

“央企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并不是少有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据我所知,在河南,电解铝和氧化铝销路一度很好的时候,当地政府就把好的铝矿留给本省,次的给央企。而且凡是要给央企的,每吨要加50元。”

 

张卓元认为,一个原因是财政、税收体制上的问题,“因为央企的税归到中央,给地方财政上的支持少,那地方自然会把好的留给本地,差的给央企。在一些公共政策上,也难免对地方有所倾斜。这个问题在很多地区都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我倒有个想法。”李耀斌对本刊说,“能不能让长庆交给中央的钱中分一些给地方。因为我们毕竟在人家屋檐下生活。我们也想支持地方,也应该对地方尽责任。”

 

但在张卓元看来,这一思路太过理想化。“现在是有税法卡着。但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情去动法律,实在很困难。”

 

另一个问题存在于政府业绩考核标准上。有长庆员工说,现在政府业绩都是靠财政收入来考核的。这样算下来,中央企业对地方政府业绩几乎没有什么支撑,“如果改变这种考核模式,那地方政府可能就不仅仅把目光放在你每吨油给我交了多少钱这个问题上,而会想到你给我修了多少路,给我们这个地方带来了多大变化等等。”

 

作为地方政府,张卓元指出,首先要认清的一点是,重要的矿产资源是国家统一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国外也有类似竞争,但他们的地方政府不干预资源争夺上的问题,只搞公共产品、市场监管、教育、环保等等。如果地方政府介入不那么深,可能会好些。”

 

李耀斌则认为,央企在异地生存中也应从自身寻求改变,“我很欣赏壳牌公司的做法,就是尽量不和公检法部门打交道,提前规避可能带来的司法危机。他们每做一项业务前,都要请外面的评估团队进行大量论证,排除可能遇到的风险,超前介入。可能导致司法危机的项目,宁可放弃。”

 

张卓元认为,在体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央企和地方政府出现矛盾时,如果有上层来调解的话,可以缓解一些。

 

“恐怕也只能调解了。”靖边县公安局的一位警察打着比喻,“对国家来说,央企和地方政府就像是自己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打架了,作为父亲,总不能把哪个扔了吧。他只能说,你们两个消消气,要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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