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是铜川矿一职工 央视邀请
2010-03-04 09:11:01 · 44次点击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一曲多么熟悉、多么亲切的颂歌。每当我们唱起它,心中总会涌起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深情……46年来,这支歌曲久唱不衰!歌唱家才旦卓玛、作曲家朱践耳已是声名远播,可词作者“蕉萍”却鲜为人知,即便是许多我们铜川人。近日,笔者来到位于铜川矿务局家属院的一套普通的楼房内,见到这位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却又陌生的词作者——77岁的铜川矿务局离休老干部姚筱舟。
谁是“蕉萍”
1962年8月15日,革命战士雷锋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题词,全国上下立即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雷锋日记》也很快传诵九洲。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从《雷锋日记》中看到了雷锋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便满怀感情地谱成曲子,并交由正在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演唱。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介绍这首新歌的词作者时,都称是“雷锋同志抄蕉萍原词”。
“蕉萍”是谁?1963年底,朱践耳通过文化渠道打听到词作者“蕉萍”就在铜川矿务局,便给矿上寄来一封寻人信函。据姚筱舟老人回忆,当时小小的矿务局被这一“寻人启事”搞得沸沸扬扬。“唱红大江南北的这首山歌,能是咱这穷山沟里的人写的吗?”很多人持怀疑态度。也有人根据“蕉萍”二字,将寻找的目光集中在了矿上的女性身上。
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时任矿党委书记的赵炳儒动员全矿寻找“焦萍”同志,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不久,有人向领导“举报”,说是被下放到井下挖煤的姚筱舟总喜欢背人写写画画,还时常看见他向外投稿。赵炳儒书记找来姚筱舟,问他是不是以“蕉萍”为笔名发表过诗歌?但姚筱舟不敢承认。
“那时我被整怕了,加之我出身不好,关系复杂,叔父和哥哥都跑去了台湾。”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姚筱舟常常犹如惊弓之鸟,他不知道自己发表的哪首诗又出现了政治问题,是不是又闯下了什么大祸?后来,在赵书记等领导的耐心说明下,姚筱舟才承认以“蕉萍”为笔名发表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
事实上,姚筱舟早已从广播上听到才旦卓玛唱的这首歌,他当时既惊讶又激动,不敢想象自己的一首小诗,竟然会成为在全国广为传唱的歌曲。
在承认自己就是“蕉萍”后,姚筱舟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雷锋日记》中的那首诗是摘自自己1958年6月26日刊发在“总路线诗传单”上的一首小诗的前八句。1962年,该诗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中。
不久之后,中国音协出版的刊物《歌曲》在转载《雷锋的歌》时,正式将歌曲标题改成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署名也第一次更正为“蕉萍”。
歌“红”人“黑”
姚筱舟在井下小憩时,工友们便喜欢哼唱或朗诵自编的顺口溜,比如“党是咱的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家”还有“旧社会,咱像冬天里的葱;新社会,咱成了国家主人翁”等等,这些顺口溜成为姚筱舟日后从事诗歌创作的生动素材。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创作非常顺利,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姚筱舟回忆说,“全诗12行,以民歌作为表现形式,通俗浅显,朴实无华。创作中,我借用和提炼了平时工友们的顺口溜,比如‘我把党来比母亲’就借自顺口溜中的‘党是咱的妈’,只有诗中的‘鞭子’一词让我想了许久。”起初,姚筱舟在诗中写的是 “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新社会推倒大山作主人”,但这样写出来后,他总觉得味道不足,难抒胸臆。有一天,他随手翻开一本小人书,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正用皮鞭抽打着长工,心中灵机一动,“如果用皮鞭一词来形容‘三座大山’不是更贴切吗?”于是,他将诗歌改写成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唱支山歌给党听》红透了祖国大江南北。1964年,全国开展了一次优秀革命歌曲评选活动,《唱支山歌给党听》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社员都是向阳花》等5首歌曲金榜题名。当时上级来函让姚筱舟进京领奖,但矿上有些人认为他出身不好,加上又是下放的内控人员,他自然没能去成。姚筱舟记得很清楚,后来由矿上领导转交给他一套 《毛泽东选集》(1-3卷),4幅绣有聂耳、冼星海等人像的苏州小丝织品。
“文革”开始后,姚筱舟一家人吃了不少苦头:他先是被强制送往黄堡的斗私批修学习班,直到1973年矿务局要编写矿史,才把他借调到局里编了五年矿史,还写出了《霸王窑》和《矿工恨》两本书。
安享晚年
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姚筱舟真好似一叶小舟,几度风雨,几番沉浮,备受磨难。然而,这些毕竟都随“十年浩劫”结束了。1984年11月,平反后的姚筱舟被调到 《铜川矿工报》当编辑。1985年,他被推选为铜川市政协常委。1986年,他又当选为铜川市文联副主席兼《铜川文艺》杂志副主编。直到年过半百,终生酷爱文学的姚筱舟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文艺创作。
1997年5月7日,一份意外的惊喜从天而降: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筱舟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在女儿的陪伴下,姚筱舟百感交集地踏上了飞往上海的班机。
5月9日晚8点整,“上海电视广播大厦”四楼演播厅里。由于电视台编导的精心策划,在音乐会开幕式上,64岁的“蕉萍”终于见到了73岁的朱践耳教授和60多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跨越34年的漫长时空、穿越无数凄风苦雨后,终于在这绚丽辉煌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当主持人饱含深情地介绍完三位老艺术家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紧接着,才旦卓玛再次深情地唱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在这荡气回肠的赞歌声中,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许多现场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2001年6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新闻:曾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作者姚筱舟同志在建党80周年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老告诉笔者,自1949年5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那天起,他就一直渴望着入党。1951年入朝参战时,他向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半个世纪的时间,因为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这一梦想一直无法实现。“现在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今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6月19日,姚老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在老伴韩淑华的陪同下,还参加了“百年歌声”的节目录制。姚筱舟老人平日里为人平和谦逊,数十年的生活磨难,并没有改变他热爱生活、感恩生活的天性。他对笔者说:“一个人有时会被历史的旋涡无情地颠覆嘲弄,这是无法逃脱的,因为每个个体都是历史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你可以痛苦,可以愤懑,但绝不可以放弃对希望的追求,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学习勇敢地面对人生。”如今的姚老已经离休10余年,但他仍旧不改看书写作的习惯,平日里奉行的是“四平”主义:平平凡凡做人,平平常常生活,平平淡淡处事,平平静静享乐。
(原玉红 席选民 王莉)
谁是“蕉萍”
1962年8月15日,革命战士雷锋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题词,全国上下立即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雷锋日记》也很快传诵九洲。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从《雷锋日记》中看到了雷锋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便满怀感情地谱成曲子,并交由正在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演唱。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介绍这首新歌的词作者时,都称是“雷锋同志抄蕉萍原词”。
“蕉萍”是谁?1963年底,朱践耳通过文化渠道打听到词作者“蕉萍”就在铜川矿务局,便给矿上寄来一封寻人信函。据姚筱舟老人回忆,当时小小的矿务局被这一“寻人启事”搞得沸沸扬扬。“唱红大江南北的这首山歌,能是咱这穷山沟里的人写的吗?”很多人持怀疑态度。也有人根据“蕉萍”二字,将寻找的目光集中在了矿上的女性身上。
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时任矿党委书记的赵炳儒动员全矿寻找“焦萍”同志,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不久,有人向领导“举报”,说是被下放到井下挖煤的姚筱舟总喜欢背人写写画画,还时常看见他向外投稿。赵炳儒书记找来姚筱舟,问他是不是以“蕉萍”为笔名发表过诗歌?但姚筱舟不敢承认。
“那时我被整怕了,加之我出身不好,关系复杂,叔父和哥哥都跑去了台湾。”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姚筱舟常常犹如惊弓之鸟,他不知道自己发表的哪首诗又出现了政治问题,是不是又闯下了什么大祸?后来,在赵书记等领导的耐心说明下,姚筱舟才承认以“蕉萍”为笔名发表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
事实上,姚筱舟早已从广播上听到才旦卓玛唱的这首歌,他当时既惊讶又激动,不敢想象自己的一首小诗,竟然会成为在全国广为传唱的歌曲。
在承认自己就是“蕉萍”后,姚筱舟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雷锋日记》中的那首诗是摘自自己1958年6月26日刊发在“总路线诗传单”上的一首小诗的前八句。1962年,该诗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中。
不久之后,中国音协出版的刊物《歌曲》在转载《雷锋的歌》时,正式将歌曲标题改成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署名也第一次更正为“蕉萍”。
歌“红”人“黑”
姚筱舟在井下小憩时,工友们便喜欢哼唱或朗诵自编的顺口溜,比如“党是咱的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家”还有“旧社会,咱像冬天里的葱;新社会,咱成了国家主人翁”等等,这些顺口溜成为姚筱舟日后从事诗歌创作的生动素材。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创作非常顺利,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姚筱舟回忆说,“全诗12行,以民歌作为表现形式,通俗浅显,朴实无华。创作中,我借用和提炼了平时工友们的顺口溜,比如‘我把党来比母亲’就借自顺口溜中的‘党是咱的妈’,只有诗中的‘鞭子’一词让我想了许久。”起初,姚筱舟在诗中写的是 “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新社会推倒大山作主人”,但这样写出来后,他总觉得味道不足,难抒胸臆。有一天,他随手翻开一本小人书,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正用皮鞭抽打着长工,心中灵机一动,“如果用皮鞭一词来形容‘三座大山’不是更贴切吗?”于是,他将诗歌改写成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唱支山歌给党听》红透了祖国大江南北。1964年,全国开展了一次优秀革命歌曲评选活动,《唱支山歌给党听》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社员都是向阳花》等5首歌曲金榜题名。当时上级来函让姚筱舟进京领奖,但矿上有些人认为他出身不好,加上又是下放的内控人员,他自然没能去成。姚筱舟记得很清楚,后来由矿上领导转交给他一套 《毛泽东选集》(1-3卷),4幅绣有聂耳、冼星海等人像的苏州小丝织品。
“文革”开始后,姚筱舟一家人吃了不少苦头:他先是被强制送往黄堡的斗私批修学习班,直到1973年矿务局要编写矿史,才把他借调到局里编了五年矿史,还写出了《霸王窑》和《矿工恨》两本书。
安享晚年
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姚筱舟真好似一叶小舟,几度风雨,几番沉浮,备受磨难。然而,这些毕竟都随“十年浩劫”结束了。1984年11月,平反后的姚筱舟被调到 《铜川矿工报》当编辑。1985年,他被推选为铜川市政协常委。1986年,他又当选为铜川市文联副主席兼《铜川文艺》杂志副主编。直到年过半百,终生酷爱文学的姚筱舟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文艺创作。
1997年5月7日,一份意外的惊喜从天而降: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筱舟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在女儿的陪伴下,姚筱舟百感交集地踏上了飞往上海的班机。
5月9日晚8点整,“上海电视广播大厦”四楼演播厅里。由于电视台编导的精心策划,在音乐会开幕式上,64岁的“蕉萍”终于见到了73岁的朱践耳教授和60多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跨越34年的漫长时空、穿越无数凄风苦雨后,终于在这绚丽辉煌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当主持人饱含深情地介绍完三位老艺术家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紧接着,才旦卓玛再次深情地唱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在这荡气回肠的赞歌声中,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许多现场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2001年6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新闻:曾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作者姚筱舟同志在建党80周年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老告诉笔者,自1949年5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那天起,他就一直渴望着入党。1951年入朝参战时,他向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半个世纪的时间,因为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这一梦想一直无法实现。“现在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今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6月19日,姚老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在老伴韩淑华的陪同下,还参加了“百年歌声”的节目录制。姚筱舟老人平日里为人平和谦逊,数十年的生活磨难,并没有改变他热爱生活、感恩生活的天性。他对笔者说:“一个人有时会被历史的旋涡无情地颠覆嘲弄,这是无法逃脱的,因为每个个体都是历史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你可以痛苦,可以愤懑,但绝不可以放弃对希望的追求,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学习勇敢地面对人生。”如今的姚老已经离休10余年,但他仍旧不改看书写作的习惯,平日里奉行的是“四平”主义:平平凡凡做人,平平常常生活,平平淡淡处事,平平静静享乐。
(原玉红 席选民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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