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卡通火了市民惑了:我们的公交卡押金去了哪里
2010-03-04 08:56:51 · 55次点击
2009年12月1日12时,“长安通”卡发售,市民在西安公交五公司售卡点排队购卡本组资料照片由本报记者黄利健摄
2009年12月1日,在西安交通大学读研的包卫军展示其幸运购得的首张“长安通”卡
2009年12月1日,西安城市一卡通“长安通”发售。截至1月中旬,已发售13万张。
一卡通在让生活更便利的同时,问题也出现了。事实上,要求一卡通公司公布资金流向及监管的呼声愈来愈强烈。
城市一卡通火了。这种发端于公共交通领域的小额支付电子钱包迅速在中西部二、三线城市蔓延。2009年12月1日,西安城市一卡通“长安通”正式发售;截至1月中旬,已发售13万张。
不可否认,一卡通让市民生活更加便利,但问题也同时凸显。1月24日,北京市政协委员石向阳提出提案,拷问5亿元公交卡押金去了哪里?西安一政协委员也建议,取消“长安通”18元的工本费。
事实上,在火速上马之后,有关要求一卡通公司公布资金流向及监管的呼声愈来愈强烈。
再次更换“长安通”卡时,刘阳已经没了当初购买公交IC卡时的那种兴奋。虽然,这距离她梦想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近。
以前,刘阳听一个去过香港的朋友说,香港有一种“八达通”卡,只要拥有这张卡,出行不带零钱都行。这对属于刷卡一族的刘阳来说,简直羡慕至极。
可真正用上“长安通”后,她却发现,虽然同属一卡通,但和香港相比,西安的一卡通还有很大差距。除了充值点少、使用领域受限外,或许还有很多她没有发现的问题存在。
一卡通生活刚刚开始
作为西安市城市一卡通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唐光海承认这种差距存在。“香港模式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他说。尽管“长安通”刚发行几个月,但他认为,西安总有一天会像香港那样,“一卡在手,四通八达”。
1997年9月1日,一种叫“八达通”的电子收费系统开始在香港使用。市民只需持一张信用卡大小的充值卡,即可出门不带零钱而享受便利消费。起初,这种支付系统只应用于巴士、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后来陆续扩展至商店、餐厅、停车场等小额支付业务,甚至用作居民小区、学校、单位的通行卡。
这种消费方式的变革,一经推出便广受港人欢迎。短短五年,“八达通”的流通量便多达700万张,超过了香港人口总数。
当年的香港《亚洲周刊》曾经讲述了一个普通市民享用“八达通”卡的故事——
李志明星期日早上起床后,用“八达通”付款在快餐店吃早餐,然后用“八达通”在“7.11”便利店买了一份报纸,再用“八达通”乘专线小巴到区内的公共游泳池舒展筋骨,尽兴后乘小巴返回自己家中。他突然想到,从早上出门到回家,他一直没有离开“八达通”,由于住宅楼引进了“八达通”保安系统,连他回家也是用“八达通”才开启了大厦的楼门。整个假日早晨的食、住、行加上精神食粮和身体锻炼,都是“八达通”付的款,他连钱包也没有掏过。
如今,“八达通”的流通量达到了1900万张,而且成了香港的一张“名片”,深受赴港游客喜爱。
本世纪初,这种电子支付系统开始被内地城市引用。席卷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后,一卡通开始普及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并且向中西部二、三线城市蔓延。
2009年12月1日,西安市城市一卡通“长安通”正式发售。虽然当月预备的20万张卡片截至1月中旬也只发行了13万余张,但唐光海并不为此担忧。地铁运行后,“长安通”将完全取代公交卡,西安市390万公交卡用户也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用户群。
长安通卡正在稳步推进。按照规划,截至2015年底,“长安通”的使用范围将扩展至公交车、地铁、加气、出租以及水电气热等公用事业的缴费环节,并逐步扩大至小额支付领域。
到那时,西安人区别于公交卡的“一卡通”生活或许才正式开始。
我只享受便利,不想被卡“绑架”
其实,刘阳的这种类似“长安通”的消费体验早在两年前就已开始。
2007年9月13日,西安市政府宣布公交IC卡乘车五折优惠。冲着这个,刘阳购买了一张。
当时,面对记者讲述第一次刷IC卡的经历时,这个自称宁愿短途步行、长途“打的”的女孩说,当从包里掏出IC卡往刷卡机上一放,听见“嘟”的一声时,居然感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五折效应让公交IC卡的发卡量从之前的20万张激增至如今的390万张。刷卡除了市民乘车不再为零钱发愁外,带给公交公司直接的效应是人力成本降低。“点钞的工作人员比以前少了一半。”西安市公交五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说。
但同时,“麻烦”也伴随着公交IC卡的成长。最大的问题是,退换卡难。
网友“说说看”抱怨:公交卡在市内东西南北都有出售的地方,售卡地一般都选择人员比较多的密集区域方便前来购卡的市民,那么退卡本也应该如此,可偏偏奇怪的是,退卡的地点却选择在了“荒无人烟”的偏僻地方,而且只有一两处。
家住西安南郊的网友“晓幽”说,距离太远了,专程跑一趟最少3小时,为什么只有公交六公司能退,公交五公司不行?
和它的前身公交IC卡一样,城市“一卡通”在中国内地各大城市推行后,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
“为什么不实行实名制?”在北京工作的陕西小伙儿小王感到疑惑。不久前,他的“一卡通”丢了,因为不能向银行卡那样挂失,刚刚存进去的100块钱也不能挽回。
“长安通”也不能挂失。对此,西安市城市一卡通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唐光海说,“长安通”实质上就是一个电子钱包,里面装着电子现金,“试想,你的钱包丢了,里面的钱找回来的几率有多大,110估计都不能给你保证一定能找到,我们也做不到”。
而且,他认为,不实行实名制不是因为技术上做不到,而是担心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出现,“假如每个乘客上车都需要实名验证的话,刷卡的便利性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希望市民不要存太多的钱。”唐光海说。
实行实名制的城市不是没有。2004年开始建设的杭州“市民卡”如今已累计发卡213万张,主城区16周岁以上的杭州户籍居民覆盖率超过90%。而且,市民卡的四大功能全部开通:社会保障服务,主要用于医保的支付;城市交通,可以用于公交车、出租车、水上巴士的刷卡和公共自行车的租赁;公共服务,可以发挥公园年卡和图书馆借书证的功效;商盟支付,可以在加盟的商户刷卡,目前加盟商户已经涵盖了超市、商场、餐饮、娱乐、加油等各行业。
除电子钱包功能不能挂失外,杭州“市民卡”均是实名制,可挂失。但是,因为牵扯的部门过多,一旦丢失,补办起来,麻烦程度可想而知。
“我只想享受便利,可不想被卡绑架。”看了网上一些报道,刘阳说,“如果不能方便充值、退换卡,我宁愿放弃这种便利。”
一网友认为,城市“一卡通”关键在于“通”,它像一条纽带,把城市中的各行业、各部门和消费者联系起来。所以,不能光售卡,售后服务平台必须跟得上,不能让便利“卡”在服务上。
对此,唐光海说,未来,将增加更多的充值点,让市民在报刊亭或者便利店等地就可以充值。
沉淀资金怎么办?
尽管服务平台还不完善,但“一卡通”在各大城市上马的速度却快得惊人。仅2009年,就有西安、青岛、南京等城市推出了一卡通,另有多个城市发布了“一卡通”出台进度。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市民的参与权、否决权大多被忽视。
近日,在政协西安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上,西安市政协委员、共青团西安市碑林区委书记贾琳建议取消“长安通”18元工本费。
据悉,“长安通”的发行采用销售和出租的方式进行,销售普通卡18元一张,出租预付22元租金,月租金0.5元。“这个价格,是经过西安市物价局核准的。”唐光海说。
但贾琳认为,18元工本费的价格组成情况应该向公众说明并进行听证。因为,依照有关规定,政府制定或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应该举行价格听证会。
虽然推广“一卡通”的城市越来越多,但关于一卡通卡片押金的使用至今仍缺乏透明度。
1月24日,北京市政协委员石向阳第四次提出公开公交一卡通押金使用情况的提案。
北京市市民购买公交一卡通,要支付20元的押金。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市一卡通发行近2500万张,押金总额超过5亿元。而且有市民计算,按照银行一年定期存款2.25%的年利率计算,1年仅利息收入就达1125万元。
在“长安通”发行以前,西安市公交IC卡已累计发售390万张,其中成人卡370万张,学生卡20万张,若按每张押金18元计算,押金总额7000多万。按照一年定期存款2.25%的年利率计算,一年产生的利息就有157万。
另外,关于市民给一卡通充值所产生的沉淀资金问题也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
记者进行粗略计算,如果一张卡一年产生1元沉淀资金,按照当前定期存款利率2.25%推算,一年可产生87750元的利息。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随启认为,对于单个账户来讲,这点利息微不足道。而且市民享受政府提供的这种便利服务,微小的利息也可以认为是享受服务所应支付的成本;但是,对于一个城市来讲,这个总额可能是非常庞大的。
那么,这笔沉淀资金怎么用?
当记者将这个问题抛向西安市公交总公司时,该公司一工作人员称这个话题太敏感。但也有知情者透露,这笔钱用来添置公交车辆。
而唐光海解释:核定卡成本时,已经考虑到了沉淀资金产生的利息,并以减少卡片工本费的方式返还给市民;实际上,成本价要高于18元。但到底是多少,却“不方便说”。至于怎么用,“我们只是按照政策执行,把钱管好,但具体怎么用,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对此,吕随启认为:“政府提供这个服务并不是为了赚钱,但问题是谁来监管政府?”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笔资金的使用应该透明。
一卡通公司监管的缺失
业内人士都清楚,目前在全国广泛使用的公交卡是市民卡、一卡通最大的赢利点。
但是,承担了公共服务功能的一卡通该不该赢利呢?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各大城市的一卡通推广,大都采用了政府主导进行初期规划,具体实施由单纯的第三方企业来执行的模式进行,也就是“政府向企业买服务”。
2008年10月,西安市政府批准由西安市城投集团组建了西安市一卡通公司,特许经营西安城市一卡通IC卡的制作、发售、结算以及系统投资、建设和管理。
据唐光海介绍,西安市一卡通公司是由西安市城投集团控股,公交、水司、巴士股份以及水热气等市政管理基础设施单位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他们既是参股单位,也是应用合作单位”。在保障西安市一卡通公司正常运转的费用中,卡的工本费由市民承担,而运营成本则是由其所服务的行业来承担。
照这样分析,除购卡所需支付的工本费外,市民存款利息也将成为一笔无形的利润。
推广市民卡的城市情况似乎比这个更复杂。与一卡通不同的是,市民卡大多承担了医疗、教育、养老以及民政等服务,这些服务本该由政府提供,不该赢利。
2009年9月,“2009中国杭州电子信息博览会市民卡应用高峰论坛”上,市民卡的运营主体以及赢利问题成了来自30多个城市的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无锡太湖交通卡公司的负责人认为,市民卡主要是执行政府公共职能,公交是其中一部分,而且大多数第三方企业的股东也仍然是政府部门,运营服务也需要市政建设。因此让他困惑的是,利润是该归政府还是给企业?如果分成的话,又该怎么分呢?
虽然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大量的沉淀资金已经在各大城市的一卡通公司产生。
以香港“八达通”为例,截至2008年底,八达通卡已发售1900万张,其中租用版占80%,只有20%为销售版,持有的押金总额已达6.82亿元。对于这部分滚存资金如何处理,已经越来越成为香港市民关心的热点。
更让人担心的问题是,正如香港“八达通”一样,内地的市民卡和一卡通,正在从公交开始,逐渐向更多的小额支付领域铺开。实际上,一个近似金融机构的组织正在形成。有人担心,会不会拿这笔钱去投资?风险谁来分担,收益分红又将如何处理?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作为一家公交背景的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小”公司,八达通公司主动要求香港金融管理局监管,成为一家运作规范,内控严密,严谨有序的小额支付金融机构。
那么,内地城市的一卡通公司谁来监管呢?
陕西省行政学院公共管理与改革研究所所长王嘉让认为,这是信息化对政府的现代化管理职能提出了新的考验,“在这个时候,政府绝不能撒手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