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金融界声名狼藉的美国投机家乔治·索罗斯不久前放言，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与此同时，港媒曝光他近期频繁调动手中的做空基金和“开放社会基金会”等工具，配合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趁乱打劫，顺势洗掉当年狙击港币铩羽而归之恨。索罗斯为何如此执着于“打败”中国，这是值得深究的命题。

索罗斯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年少时举家逃离被纳粹统治下的匈牙利，先后辗转伯尔尼、伦敦等地，求学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没像自己的同胞，同样出生于布达佩斯且受到纳粹迫害的安迪·格鲁夫那样，走向技术创新之路，通过参与创办英特尔而成为一代硅谷领袖，而是又从英国迁居美国从事股票交易。在金钱永不眠的华尔街，索罗斯学会了尔虞我诈与巧取豪夺，发家后又不忘给自己披上“慈善家”的外衣，一步步成为深谙弱肉强食与火中取栗之道的超级投机家。

纵观索罗斯的人生轨迹，尤其他在金融市场与变革社会中扮演的投机与极端不稳定角色，可以发现这位深受自由哲学思想和市场达尔文主义影响的金融大鳄，既不乏华尔街金融资本家普遍共有的贪婪基因，更因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感念美式资本主义赋予自己实现人生梦想机会，而扮演着执着的意识形态维护者角色。

一方面，他是资本市场上的投机大鳄：狙击英镑打得英格兰银行满地找牙，打劫泰铢引爆亚洲金融危机，做空日元大赚特赚等。

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内心极其复杂的另类资本主义梦想家。他以雄厚资本为基础，试图通过自己创办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等工具，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的“变天”，都有该基金会的参与和策动。索罗斯的基金会试图在众多国家挑动“颜色革命”，同时也尽可能放大其个人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作用。

尽管索罗斯有时也看不惯自己信奉的美式资本主义，例如他在200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曾高喊“有效市场假设”理论已寿终正寝。但本质上是国际金融资本利益代表的索罗斯，内心最难容忍的，还是那些不遵守西方世界制定的游戏规则的国家和力量。在此背景下，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恰是索罗斯心中最不愿意看到的超级样本。

早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索罗斯就想在香港制造大规模金融恐慌，但苦于没有机会。随着1997年10月至1998年6月间，国际炒家三次狙击港币获利，香港一度沦为华尔街的“超级提款机”，索罗斯遂于1998年8月疯狂砸盘，香港股市与汇市一度风雨飘摇。但在中央政府强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果断进场干预，与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展开大当量对决，最终赢得那场没有硝烟的金融保卫战。

如今21年过去，中国不仅度过了全面融入世界贸易与金融体系的不确定阶段，而且在2001年入世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迅速成长为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成为“10万亿俱乐部”仅有的两名成员之一。相对而言，美国过去长期以来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日本，其GDP规模则在过去20年时间里一直徘徊在5万亿美元。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在经济发展与力量成长方面的此长彼消，大大超出以索罗斯为代表的一些华尔街金融资本家预期。

在他们看来，是美国一手引领中国走向全球经贸舞台，是他们一手教中国金融业者投资。但这些年来，全球经济和财富中心一步步从美国转移到亚洲，经济活力的重心也转向中国，将来有可能全球财富的配置与资产定价中心，也会从华尔街转移到上海和深圳等地。

况且中国正积极倡导建构或改善区域乃至全球投资贸易规则，“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公共产品不断发育成长，这显然不仅是对美国主导的机制化经济金融与贸易体系的挑战，也是制度与心理优越感浓烈的索罗斯们无法容忍的所谓非“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索罗斯们对中国自加入WTO之后在贸易规模、规则适应与全球价值链提升、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方面取得的成就非常吃惊，认为如果不加以遏制、分化与综合打击，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与制度范式的“中国道路”将以更快速度成为推动全球秩序变迁的重要变量。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言，这岂不是如鲠在喉？

通过搞乱香港甚至通过策动“颜色革命”等手段来迟滞中国复兴步伐，已经成为索罗斯们的目标。但21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与产业变迁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做空”中国，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