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江苏新闻周刊讯：找铁路托运的货物运丢后，向铁路方面索赔，为何在拿到54000元赔款后被判了诈骗罪?

关于这个问题，江苏南通启东人黄锡斌已经想了快14年，包括在狱中的3年，至今未能想通。他曾试图为自己翻案，但出狱后屡次申诉均未有下文。

如今，该案有望迎来转机。

一位了解案情的检察院人士对记者打破沉默，力挺黄锡斌平反。见到记者，他的第一句话便是：“这肯定是个错案”。

办理保价托运，获赔后被判4年刑期

2002年9月至10月间，黄锡斌在南京西站先后托运了五批货物，均运往山西大同站，且都办理了保价运输。

保价运输是一种以托运人申明货物价值为基础的补充运输保险方式。办理保价运输，托运人除缴纳基本的运输费外，还要缴纳一定的保价费。

我国《铁路法》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对承运的货物、包裹等，自接受承运时起到交付时止，发生灭失等现象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未保价运输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不超过相关部门规定的赔偿限额;如果损失是由于铁路运输企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才可无视赔偿限额，按照实际损失赔偿。

保价运输，正是针对限额赔偿做出的规定。

铁路运输的货物，基本上是按重量计算的，有些物品自身价值很高，但收取运费很低。一旦发生货损，限额赔偿并不能满足托运人的赔偿要求。

而办理保价运输后，除了基本的运费，托运人只要再付少量的保价费，在货物发生损失时即可得到实际损失赔偿。在外界看来，保价运输更加平衡了托运人和承运人的利益。

例如，托运人想托运一个价值100万元的祖传文物。普通运输情况下，该托运人只需付基本的运费，但若丢失，只能得到限额的最高赔偿。若办理保价运输，托运人需要按比例加付一定的保价费。如果顺利抵达，保价费归运输企业;如果丢失或损坏，托运人可获100万元赔偿。

黄锡斌介绍称，他的这五批货物主要为皮手套、电热水器电脑板等，每批货物保价金额、运费不等。然而，这五批货物抵达大同后，均发生了损少的情况。

2002年12月至2003年3月间，黄锡斌分批拿到了铁路方面的赔款，共计54000余元。

然而，就在最后一笔赔款拿到手后不久，黄锡斌被警方带走。

据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判决书显示，2003年3月21日，黄锡斌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5日被逮捕。

2003年12月，南京市铁路运输检察院向南京市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

检方指控称，被告人黄锡斌“在明知铁路零担运输容易发生货物短少或灭失的情况下”，于2002年采取“低值高保”的手段，比如7元一副的皮手套保价40元一副、170元一件的热水器电脑板保价300元等，在南京西站办理了保价运输手续。货物短少或灭失后，黄锡斌在办理赔偿手续过程中，又采取用假发票隐瞒实际价格的手法，骗取赔款5万余元。

法院对检方的指控表示认同，并提出，黄锡斌“对高保价的货物仅用旧纸箱作简易包装”，货物丢失后，用假发票连续多次骗取赔款，符合刑法规定的诈骗罪犯的特征。

判决书中还提到，黄在公安侦查阶段多次供述称，自己托运货物多保价，有时使用破旧纸箱，有时在货物中夹杂其他物品等，目的都是“货物短少后，骗取铁路多赔款”。

判决书显示，黄锡斌曾主动投案，供述罪行后又翻供。

此外，判决书显示，黄锡斌系主动投案，但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不能认定为自首。

南京市铁路运输法院据此判决，被告人黄锡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二万元。同时，公安机关查扣的赃款五万余元，予以追缴。

对此结果，黄锡斌感到不服，提出上诉。

2004年3月，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公开审理了黄锡斌上诉案。

该院认为，黄锡斌虽然没有虚构托运货物，也没有捏造遗失货物的事实，但主观上具有骗取高额保价款的故意，对货物仅用旧纸箱简易包装，故意留有破口或混装其他物品进行运输。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二审判决书，多处表述遭到南京铁检知情人士和知情律师的诟病。

二审法院认为，黄锡斌和铁路承运部门约定的货物价值，“不可能是铁路承运部门真实意思的表示”，铁路承运部门发现被骗后就立即报案，黄锡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属无效的民事行为，已构成犯罪。

上海铁路中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二审判决书。

申诉十年无果，称“认罪非主动交代”

对于两次判决书中对他的指控，黄锡斌向澎湃新闻记者作出了解释。

针对自己开假发票的行为，黄锡斌予以承认。但在他看来，这是迫不得已的举动。

“我去索赔时，铁路运输方要求提供原始发票来证明实际价值。但其实这些货，我并没有发票。”黄锡斌质疑说，如果是托运诸如古董等根本就没有发票的东西，该怎么索赔?

同时，黄锡斌提出，为什么保价时铁路方面并没有要求提供发票来算实际价值，但货物丢了后才要发票?在这种情况下，黄锡斌在老家南通启东托人做了假发票，提供给了运输方，后被警方查出。

澎湃新闻记者从黄锡斌货物所经货运中转站北京丰台站出示的一张《货运事故查复书》看到，丰台站提出，请大同站联系黄锡斌索取货物的购货发票。另据一份内部资料显示，大同站工作人员刘全成向警方表示，货物丢失后，他们“要求黄锡斌提供原始发票和复印件，黄锡斌都提供了”。

对于一审判决书中“明知铁路零担运输、容易发生货物短少或灭失”的说法，黄锡斌更是无法认同。

“在托运出这批货时，我怎么可能事先知道这批货会丢呢?”黄锡斌说，如果铁路运输真的很容易丢，“那还搞什么保价运输?想赔死自己吗?”

对于“用破旧纸箱装货”，黄锡斌称这无法成为他有主观诈骗的理由。“我要去寄货，难道负责打包确认货物、送上运输车的还是我吗?这不应该是铁路运输部门的职责吗?”

他认为，货物顺利到达是正常情况，发生损坏和丢失才应该是极其个别的现象。所以，关于他“故意偷偷少放货物骗取高额保价费”等说法都是不成立的。

“少放货却多给运费，我有必要这样去下赌注吗?”黄锡斌说。

至于自己曾向公安部门供述有骗取赔偿主观的说法，黄锡斌称自己并非主动交代。于是，一审判决书中出现了“黄锡斌主动投案，但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说法。

面对终审判决，他并没有放弃。服刑期间，他和家人曾多次进行申诉。相关申诉材料显示，这些申诉均被驳回。

上海高院驳回申诉通知书

2006年，因狱中表现较好，获一年减刑的黄锡斌提前出狱。此后，他又曾多次找到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等部门，均无下文。

黄锡斌表示，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为平反自己的案子奔走，入狱前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子女上学等问题也都受到了一定困扰。

一名关键办案人员发声，力挺翻案

就在黄锡斌几乎绝望的时候，该案有望迎来意外转机。

近日，了解案情的南京市铁路运输检察院人士金宇炫(化名)对记者表示，他力挺黄锡斌翻案，“这个案子，一开始就错了”。经记者证实，金宇炫是该案的关键办案人员之一。

金宇炫介绍称，当时，黄锡斌多次丢货物后，铁路运输部门开始怀疑，并向当时的南京西站派出所反映情况。后来，公安查出黄锡斌的假发票，认定其涉嫌诈骗。

此后，黄锡斌案被移交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金宇炫说，当时检察院有人提出，假发票本身并不能证明其犯罪。“黄锡斌的货物被运丢了是事实，并非其虚构，铁路运输部门赔偿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必须证明货物不是铁路运丢了，而是黄锡斌在运输途中将货物偷走，才能认定黄锡斌是诈骗。

在金宇炫看来，假发票正是本案的焦点，“据我了解，保价运输并没有‘东西丢了后必须拿出原始发票’的规定，而且，有很多东西不可能有原始发票，所以运输部门向黄锡斌索要发票是没道理的。”

记者查询1994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看到，保价运输的货物、包裹、行李在运输中发生损失，“无论托运人在办理保价运输时，保价额是否与货物、包裹、行李的实际价值相符，均应在保价额内按照损失部分的实际价值赔偿，实际损失超过保价额的部分不予赔偿”。但是，未提及究竟该如何确定货物的实际价值。

当时通行的《铁路法》中，也未提及该内容。

对于黄“低值高保”的问题，金宇炫认为存在漏洞。记者注意到，关于热水器电脑板的价格认定，判决书表述为“供给价格为每件170元，黄锡斌索赔价为300元每件”。

对于热水器电脑板的价格，判决书表述为“供给价格为每件170元”。

公开资料显示，供给价格通俗来讲即出厂价。金宇炫认为，用出厂价来认定货物的实际价值是不合理的，在商言商，黄锡斌不可能只保出厂价，而是实际销售价格。“打个比方，我花六千元买了个出厂价其实才两千的苹果手机，办了保价运输后被运丢了，难道我只该获赔两千?”

金宇炫表示，出现保的价格高于实际价值的现象，索赔时双方可以议价，而议价是一种民事行为。“我说这个值五百，但你认为值一千，那我们可以商量，但不能认定你是诈骗”。

金宇炫介绍称，公安将黄锡斌案移交铁路运输检察院后，由时任南京市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苏某签字同意逮捕。

“这其中存在一个巧合。”金宇炫说，该院有两个副检察长职位，按理说案子本该都是由副检察长来签字批捕。但是，当时副检察长职位正好有个缺口，于是，苏检察长代理了其中一位副检察长的业务。

金宇炫还对一审判决书中“明知铁路零担运输、容易发生货物短少或灭失”、“故意用破旧纸箱装货”等说法感到不能理解。

“就算真的容易丢失，那谁又会提前知道自己的货物肯定会运丢，然后‘低值高保’?如果是破箱子，承运人难道不该对此货物负责，进行重新包装吗?”金宇炫说。

黄锡斌案，有无可能得到再审机会?

金宇炫告诉记者，如果上级法院检察院对该案正式启动再审程序，他愿意现身举证，配合调查。（记者 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