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邓颖超同李鹏在中南海见面。

回忆录封面

原标题：李鹏新书谈与革命元勋交往：有人传我是周总理养子，这不正确

这个初夏，86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国务院前总理李鹏给我们带来了他的又一本新书。

新书《李鹏回忆录（1928-198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版权页上注明的出版时间为2014年7月。

李鹏亲自撰写的这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全书共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在书中，李鹏除了大篇幅回忆和妻子朱琳相识、相知并共同抚育小鹏、小琳和小勇三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也记叙了自己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颖超、李富春等革命元勋交往的经历。

李鹏于1928年10月20日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

他的父亲李硕勋曾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代理书记。他的母亲赵君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留法同学赵世炎的妹妹。李鹏的三姨赵世兰则是党内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连邓颖超、蔡畅等人都称她为“大姐”。

不幸的是，1931年9月，李硕勋在李鹏3岁的时候就为革命牺牲了。

《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中，他回忆了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陈云等革命先辈交往的故事。

这本书只写到了1983年。李鹏在回忆录的前言里写道：“我还准备继续完成1983年至今的回忆录，包括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20年和离休之后的生活。”

“这一写作任务会更加繁重，我当尽力而为。”李鹏说。

邓颖超称李鹏“兰兰”

1939年，李鹏在成都附近的温江县上小学。当年6月初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从成都西御西街传来的消息：“家里来人了，你赶快回家吧。”李鹏明白，“家里”就是指党组织派人来了。于是，他就叫了一辆人力车，赶忙前往成都。那时候，他还不满11岁。

到了成都的家以后，李鹏推开门进去，只见堂屋里坐满了人，有些人他认识，有些不认识。有一位和李鹏母亲年龄相仿的中年妇女正在讲话，她就是李鹏一直向往相见的邓颖超。

看到李鹏进来后，邓颖超停下来，走到他身边，很亲热地和他拥抱在一起。她直呼李鹏的小名：“兰兰，你都长这么高了。”

李鹏为什么会有一个像女孩名字的小名呢？这与李鹏的三姨赵世兰有关。赵世兰终生未嫁，她和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姐妹间志同道合、感情最深。李鹏的母亲曾向她的姐姐承诺：我将来无论生男生女，为了永不忘怀我们姐妹之情，都取名“兰兰”。所以，赵世兰的老战友如邓颖超、蔡畅对李鹏都称“兰兰”。

邓颖超看到李鹏当天头部包扎着白纱布，惊讶地问道：“你头上怎么受伤了？”原来，就在不久前，日本战机对成都进行了一轮轰炸，李鹏所在的温江离成都很近，巨大的爆炸声惊动了那里的师生。晚上入睡后，李鹏做起了噩梦，梦到日本战机又来轰炸了，大家急忙起来疏散。这时候，他下意识不停地在床上翻滚，一不小心，从上铺掉到了对面床下铺上，后脑勺正好碰在床沿上，碰了一个大口子，流血不止。事后，校医给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和治疗。

听完李鹏简单说了受伤经过，邓颖超愤愤地说：“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然后，她让李鹏在一旁坐下来，说等她们开完会，有话跟李鹏说。当时，邓颖超她们开的是川康特委妇委扩大会议。

散会后，邓颖超和赵世兰商量说：“现在大家都在忙于搞抗日救亡运动，兰兰受伤了，他在这里生活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君陶现在正在重庆第三保育院工作，我还是把他带到那里去养伤。”赵世兰听后也同意这样做。

这样，李鹏就跟随邓颖超由成都赶赴重庆。

到了重庆，邓颖超带李鹏住进了曾家岩周公馆。这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的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因此称为“周公馆”。

当时，周恩来已经到延安去了，所以邓颖超就把李鹏安置在她的房间里，和她一起吃，一起住。邓颖超还为李鹏请了医生，给他做了检查，换了药，李鹏的伤口逐渐愈合了。

过了一个星期，邓颖超对李鹏说：“你母亲已经到了重庆，现在阳翰笙同志家里。”于是，李鹏被送到阳翰笙家里，见到了阔别半年的母亲。

随后，出于安全考虑，李鹏又被送到了著名教育家、革命老前辈吴玉章的休养处北碚北温泉。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水力发电。

给李鹏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吴玉章的儿子吴震寰，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搞水电工程的。李鹏和吴震寰住在一起，他给李鹏讲了很多关于水力发电的知识，李鹏听起来很新鲜，也非常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水力发电，没想到后来竟成为我终生倾注的专业。”多年以后，李鹏回忆。

“周伯伯”问李鹏：“你还驼背吗？”

1940年秋，李鹏第一次见到了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

当时，李鹏正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学习。有一天，他突然接到通知，要他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李鹏到北碚和他母亲赵君陶汇合后，一起坐公交车前往重庆。

他们先到了曾家岩周公馆。这次，他第一次见到了“周伯伯”。李鹏等烈士子弟都亲切地称呼周恩来、邓颖超为“周伯伯”、“邓妈妈”。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李鹏回忆。李硕勋是李鹏的父亲，1931年9月牺牲。

见面的时候，周恩来看到李鹏有一点驼背，就用巴掌拍拍他的背，然后又用拳头轻轻敲了敲。他对李鹏说：“可不要驼背，要挺起胸膛，这样身体才健康。”

“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因为以后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见面的时候，他都要看看我是否还驼背。”李鹏说。

有一天，周恩来问李鹏：“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李鹏说：“在社会科学组。”周恩来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李鹏把社论念一遍。

李鹏很流利地念了一遍。周恩来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李鹏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周恩来听后对李鹏大为称赞。不久，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小孩，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

在最新出版的回忆录中，李鹏纠正说：“这当然是误传……我当时只不过是念了一篇《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归纳了要点罢了。”

李鹏在曾家岩住了几天，就看到许多统战工作对象和重庆的民主人士纷纷来拜访“周伯伯”。有一次，他看到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阳翰笙等人，聚集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居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起商谈抗日救国的大事。

周恩来还特别向郭沫若介绍了李鹏，说：“这是李硕勋的儿子，叫李远芃，在育才学校学习。”郭沫若和李鹏的父亲则是熟识，都参加过北伐战争。

李鹏原名李远芃（péng）。李硕勋看到他时，李鹏已经快半周岁了，还没有取名字，赵君陶等着李硕勋来取。于是，李硕勋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就叫李远芃吧。”李硕勋解释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后来，在李鹏去延安的路上，一起同行的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帮他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说起改名的原因，李鹏回忆里有详细回忆。有一天，他们在住宿的地方聊天，蒋南翔对李鹏说：“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一般都要改一个名字，你现在的名字叫李远芃，远是李家的远字辈，芃这个字比较生僻。”蒋南翔建议李鹏把这个名字改一改，李鹏同意了。李鹏说：“那请你给我改一个名字吧！”蒋南翔想了想说：“那你就叫李鹏吧！芃改为大鹏的鹏，这个名字意味着对你的希望，希望你将来为革命、为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曾家岩住了几天之后，李鹏又被安排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住下。这是一座三层小楼，周恩来邓颖超就住在第二层靠东边的一间房子里。

1941年2月，李鹏被转移到了延安，先后在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延安大学中学部和延安中学学习。

1943年7月的一天，自然科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课间休息，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汽车轰鸣的声音，他们都跑出去看怎么回事。只见三辆大卡车在公路上飞驰而过，这在延安是少见的事情，因为延安是没有汽车来往的，人们出行最好的交通方式是骑驴、骑马。

学生们都认为这是周恩来回延安了。

1943年8月2日下午，李鹏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跑到杨家岭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孔窑洞和一间朝东的平房。

李鹏向窑洞走去，门外的哨兵都认识他，直接放他进去了。他径直走进周恩来办公的窑洞，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在里面。他们看到李鹏进来都很高兴。

按照惯例，每次见面，周恩来都问李鹏：“你还驼背吗？”果然，周恩来叫李鹏站起来，又朝他背上拍了一巴掌。邓颖超说：“兰兰又长大了，又长高了。”

随后，周恩来问了李鹏学习整风文件的心得。

在听完李鹏的汇报后，周恩来说：“从你今天讲的看来，你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你们在延安学习，也就是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是多么幸福啊。你们的院长徐特立，徐老，他曾是毛主席的老师，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能在徐老的直接领导下学习生活也是很大的幸福，你要好好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周恩来、邓颖超这次回延安后，李鹏和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

李鹏说，有两件事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是，有一次他到周恩来家，那是周恩来刚回延安的时候，正在整理书籍。李鹏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就拿起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他放在书架上了。

不料，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时，他问李鹏：“那本书你是不是拿走了？”李鹏说：“没有，我没有拿。”周恩来看李鹏委屈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一段时间，李鹏又一次去周恩来家。周恩来告诉李鹏：“那本书找到了，委屈你了。”停了停，周恩来又说：“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你没有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以致我一时找不到。”

李鹏说：“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做事是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有秩序，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是，李鹏以后再去周恩来那里，总是看见他在接待来访的客人，好像是外调人员。那个时候，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周恩来对党内的情况非常熟悉，许多同志都和他共过事或者有过接触。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正在接受审查。

“我看见他每次接待来访的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先请他们坐下来，然后认真听取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并用他那受过伤不能伸直的右臂认真地做记录，然后尽他所知，向来访者或来外调的人说明情况。”李鹏回忆。

他认为，周恩来这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对于解放许多被怀疑的对象和平反许多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鹏在回忆录里写到：“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我们都称他们周伯伯、邓妈妈。”

李鹏还说：“我和他们的交往情况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我在重庆和延安的时候，见他们的机会比较多。我回国以后，在东北工作，和他们生活、工作在两地，见面的机会比较少。我每年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往往通过周总理的秘书提出会见的要求，一般都得到了满足。不过因为周总理工作很繁忙，见他的机会少一些，见邓妈妈的机会多一些。”

和毛泽东的谈话

1942年秋，李鹏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从延安大学出发，步行去杨家岭。那时候，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李鹏到了杨家岭，找到了陈云。在陈云的窑洞坐了一会后，天色已近黄昏，陈云对他说：“我们去吃饭吧。”

于是，李鹏就跟着陈云到了小灶食堂。在这里，他见到了毛泽东。

当他和陈云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和江青进来了。陈云见后赶忙站起来打招呼，李鹏也马上跟着站了起来。大家打过招呼后即落座，毛泽东就坐在李鹏的对面，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

毛泽东看了看李鹏，问陈云：“这个娃娃是哪里的？”陈云回答说：“他是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听了这个名字，毛泽东想了一会儿，似乎不大记得起来了。

陈云这时马上补充说：“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当听到赵世炎的名字后，毛泽东兴致高了起来，他说：“世炎啊，我们熟得很啊，我们都在大钊同志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不过，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而我是搞农民运动的。”

赵世炎是李鹏母亲的哥哥，李鹏的五舅。

这时，毛泽东又仔细打量了李鹏，停顿了一会，他说：“李硕勋同志我想起来了，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听说在海南岛牺牲了。”陈云说：“是的，我和硕勋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过。”

这时候，毛泽东又转来问李鹏：“你们正在学习什么功课啊？”李鹏回答：“我们正在学习整风文件。”

毛泽东又问：“你看小说吗？”李鹏说：“看。”他问李鹏：“看什么小说？”李鹏回答：“正在看《三国演义》。”毛泽东问：“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一个人最佩服？”李鹏脱口而出：“曹操。”

毛泽东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就追问李鹏：“为什么呢？”李鹏说：“曹操能团结干部。”毛泽东说：“那你举个例子。”李鹏回答：“官渡大战后，曹操取得了胜利，缴获了许多他的属下私通袁绍高官和谋士的书信，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处置措施。而是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了，因此团结了这一部分人。”

听完了以后，毛泽东点头称是。他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李鹏后来回忆：“关于《三国演义》的那些评论，其实也并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是一些老同志的议论给了我启发。不过当时我用比较简单和肯定的语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毛泽东和李鹏这次谈话虽然简单，但是含义深刻。

“关于团结干部的那段话，这也是以后毛主席讲过的，要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并在实际中改正了错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们。”李鹏说。

蔡畅妈妈和“李伯伯”

1941年2月，李鹏和一些共产党员被转移到延安时，进入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被安排住宿。这时候，李鹏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向他走来。那人叫了李鹏的小名：“兰兰。”李鹏立刻意识到，她就是“蔡畅妈妈”。

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和蔡畅关系十分密切。在大革命时期，1926年北伐军攻下武汉后，武汉成为当时的革命中心，李鹏的父母都奉调到武汉工作。蔡畅当时是湖北省委的妇委书记，赵君陶则是妇女协会的宣传主任，直接归蔡畅领导，是她的得力助手。

大革命失败后，她们先后回到了上海，赵君陶担任了中央妇委的秘书。后来，有老同志告诉李鹏，当时的中央妇委由“五姊妹”组成：第一位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第二位是蔡畅，第三位是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第四位是邓颖超，第五位是姓贺，名字李鹏不记得了。

赵君陶在中央妇委工作时，经常带着李鹏到妇委机关。后来，蔡畅告诉他：“那时候你长得胖胖的，两条小腿圆圆的，十分活泼和顽皮，我们都很喜欢你。”

这时候，在延安的蔡畅，已经是中央妇委书记。

接到李鹏后，蔡畅对他说：“你不要住这儿了，到我家里去住吧。”

李鹏跟随她步行来到了她住的地方，那里是中央组织部的所在地，位于延河之畔，河对面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后来成为中央党校一部的所在地。

在这里，李鹏第一次见到了李富春。

李富春和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是很好的战友。他们在中共江苏省委共过事，李富春曾在江苏省委先后担任过宣传部长和省委书记，李硕勋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

此外，李富春和李鹏的五舅赵世炎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情义。赵世炎、周恩来等在1920年春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1922年6月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留学的许多青年同志都是经过

赵世炎，周恩来介绍加入团组织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如聂荣臻、李富春、蔡畅、陈云、李立三、邓小平，很快就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当李鹏和李富春见面时，蔡畅介绍说：“这是你的李伯伯。”李富春高兴地把李鹏抱了起来，说：“你终于回来了。”

当时，李鹏身上有他母亲赵君陶给他应急的60元法币和给蔡畅的一封信。1941年初，李鹏离开重庆的时候，赵君陶就在儿子的毛背心里侧面缝了一个口袋，把钱和信装在里面，又用针线把口缝好。

见到蔡畅和李富春后，李鹏把60元法币和这封信交给了他们。信的大体内容是：我现在决定把我的兰兰送到你们的身边，希望你们抚养他，让他快快健康地茁壮成长起来。李富春和蔡畅夫妇看完赵君陶的信后，难过地留下了眼泪。

后来，李鹏被安排住在李富春和蔡畅夫妇住的窑洞隔壁。

李鹏在延安的时候，李富春和蔡畅夫妇对他多有照顾。

1944年，李鹏到南泥湾参加秋收。一天，他突发阑尾炎，于是就被送回了延安，住进中央医院进行开刀、治疗。

在李鹏住院的第三天，蔡畅就派人给他送了一封信，并且还带了一些食品，里面有馒头片，沙果，还有点红枣，这在当时算是延安最好的食品了。

信中，蔡畅亲切地写道：“你病了，我身体也不太好，不方便来看你，给你送一些食物，希望你好好养病，早日恢复健康，那时候你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再见面，我相信你一定能战胜遇到的困难，好好听医生的话，早日好起来。”

在延安，李鹏还见到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

1941年3月，李鹏刚到延安后不久，陈云就派他的警卫员将李鹏带到了自己住的窑洞。

陈云见到李鹏以后，要他坐下，同李鹏谈话。陈云对他回忆自己与他父亲李硕勋的过往。

他说：“1931年顾顺章投敌叛变，顾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因此凡是和他有过交往，接触较多的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同志，都有危险。当时的江苏省委就设在上海，除领导江苏省的工作外，还要领导上海党组织的工作。鉴于当时局势十分危急，中央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这些同志撤离上海，周恩来就离开了上海，到了中央苏区。”

陈云接着回忆说：“在同年5月份的一天，我和你的父亲李硕勋，还有王明、潘汉年等同志约在一起，进了一家小饭馆，在一处僻静的角落里坐下来，吃了一顿饭。”

陈云说他当时还嘱咐大家：“为了革命的胜利，大家一定要保重，我们要看一看，今天在座的我们四个人，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饭后，按照中央的指示，他们分头撤离，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

“如今，王明、潘汉年和我都还在，唯独你的父亲在海南岛牺牲了。”陈云十分惋惜地对李鹏说。

（本文参考《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东方早报澎湃网记者 林周灵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