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最高法出台一份意见，要求在危害生产安全的刑事案件审判中，严格控制缓刑、减刑和假释。

去年全国各类事故34万余起，死亡7.5万余人，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由于刑法在涉及“重大责任事故罪”量刑中存有漏洞，未规定“什么是情节特别恶劣”，加上责任人常积极赔钱了事，所以审判中往往出现轻判，生产责任事故接连发生。

此次最高法出台意见，强化事故责任的区分，提高缓刑适用的门槛，并强调要严惩事故背后的官员渎职，以遏制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频繁发生。

□本报记者 宋识径 北京报道

1月17日，王荣利从北京赶回西安，这名研究中国企业家犯罪问题的律师，刚在京参加了一个相关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他感觉到，国内的安全生产形势很严峻。

此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简称国家安监总局）公布的一组数据，让他忧心。

2011年，全国发生各类事故34万余起，死亡7.5万余人。

让他更担忧的是，国家安监总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生产事故案件中，追究处理4799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只有808人，其他责任人仅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中，存在量刑过轻。”王荣利说，许多企业主获得缓刑后，依然可以从事生产经营。

1月10日，最高法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要求严格控制缓刑、减刑和假释，避免负面影响。

《意见》指出，目前，忽视生产安全的现象仍然非常突出，相关案件处理不好，影响社会稳定。

缓刑滥觞之源

刑法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未界定什么是“情节特别恶劣”，致使审判出现刑不当罪

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刘守芬，专题研究过“重大责任事故”案件。她发现，刑法在这方面的设置，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致使一些判决量刑过轻，刑不当罪。

在她研究的63个重大责任事故案例中，“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占58.9%，其中，有超过1/4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人被适用缓刑。

2006年，北京一工地的项目经理赵某，为赶工期，在明知工地上方有高压线通过、施工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仍安排工人施工，致使一工人被电击死亡。

法院在判决书中称，被告人赵某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应予惩处。但鉴于被告人赵某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一并考虑到被告人已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2008年底，长沙一施工电梯坠落，导致18人死亡、1人重伤。7人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但有5人因为“具有自首情节或者认罪态度较好”被宣告缓刑。

刘守芬研究发现，缓刑适用率高，和刑法设置不合理有关。

刑法为1997年颁布，其中涉及生产安全的，主要是“重大责任事故罪”。

该罪有两个量刑幅度，一条是，“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另一条是，“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对于什么案件属于“情节特别恶劣”，什么案件又属于“重大伤亡事故”，刑法未作规定，留给法官自由裁量。

而“重大伤亡事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又正好是符合缓刑适用的先决条件。

所以，法官裁量缓刑适用的空间很大。

“过失犯罪常被轻判”

法官马贤兴认为生产事故中责任人愿意赔钱了事，但轻判等于纵容，无法杜绝事故发生

马贤兴是湖南宁乡县法院院长，2010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2009年，他作为审判长审理了一起重大责任事故案。他曾对此做过一些思考。

马贤兴发现，由于刑法在这方面设置得不清晰，量刑轻重很大程度会依靠法官对此类案件的认识。

马贤兴所处理的案件很简单：被告人刘某聘用两名无证起重机司机，在操作中将一人砸死，被害人损失由施工方赔偿到位。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法官对判“重大责任事故罪”没有争议。

在量刑上，马贤兴专门设置了量刑辩论环节，并在中国法院网等网站上直播。

公诉人认为：鉴于被告人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鉴于民事部分已履行赔偿协议，建议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对被告人刘某处以一年以内的有期徒刑。

刘某及其辩护人认为，自己的行为虽触犯了刑法，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但其属于过失犯罪，社会危害性小，具有自首情节，其犯罪情节较轻，悔罪真诚，且系初犯、偶犯，请求适用缓刑。

“让被告人再多赔些钱给被害人家属，取得被害方谅解，然后对被告人宣告缓刑，或许是本案当事人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马贤兴说。

但是马贤兴没有这样判。

他认为，一旦适用缓刑，聘用没有资质的人员操作大型设备的人会继续，因为“就算出了事情，赔钱就可以了”。这类的事故不会杜绝，而会继续。

最终，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在宣判前，马贤兴特意对刘某说了一句话：“生命大于天，责任重于山，这就是我认为对这类案件不宜适用缓刑的根本道理所在。”

马贤兴也知道，此类案件的确也存在轻判的现象。他说，“因为法官会认为，责任事故犯罪，不是故意犯罪，属过失犯罪，人身危害相对较小。”

王荣利认为，量刑过轻无疑是纵容犯罪，只会使得安全事故频发。

2003年，北京一被告人王某因违章组织施工，致使施工的广告牌倒塌砸死两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一年后，王某又在无经营执照、无施工资质、无施工方案、无安全规章制度的情况下，承揽工程，雇用无资质农民施工，致一人跌落死亡。他缓刑考验期未满，再次因重大责任事故坐上被告人席。

这一次，法院撤销缓刑，并对前罪和后罪实行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从重从严，渐成趋势

为遏制矿难频发，2007年最高法对矿山生产收紧缓刑适用，2012年推行至各生产领域

安生生产事故常现于矿山开采，2005年至2006年，矿难事故频发。

2006年，为遏制频发的矿难事故，在国家安监总局的建议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刑法。

刑法修正案中，将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的刑罚幅度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到“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还增设了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

但对于什么是“重大伤亡事故”和什么是“情节特别恶劣”，刑法修正案未作明晰。

在2007年，最高法和最高检作出一项司法解释，界定了上述两者的概念。

《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为“重大伤亡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

解释中还规定，“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上的；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为“情节特别恶劣”。

但这一界定仅限于矿山事故案件处理。其他领域的生产安全责任，仍未得到明确。

直到2012年1月，情况彻底改变。

最高法出台相关《意见》，将矿山事故案件中的责任界定，推广到生产中的各个领域。

最高法这样解释出台该《意见》的背景，个别地方和行业重特大责任事故上升；一些重特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举国关注，相关案件处理不好，不利于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防范，损害党和国家形象，影响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