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时政报刊改制面临"两道坎"

改制面临"人员身份转换成本"、"适应市场机制的重建成本"，专家建议民资介入

5月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社完成整体转制，挂牌成立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当天，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全国5000多家非时政报刊年内将全面展开转企改制，中央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即将下发。

与此呼应的是，在辽宁、河北等地试行两年的报刊质量评估和报刊退出机制，也将随之展开。5月16日，在文化产业发展座谈会上，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鲁炜发言时说，全国文化重地北京，也将推进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鼓励转制报刊出版单位加入北京报业集团、北京出版集团。非时政报刊如何改制、难点在何处，引起各界的关注。本报记者 王姝

生存压力逼报刊主动改制

2006年4月，白俭成任《中国电力报》总编辑时，面对的局面就是“改，可能活下去；不改，很快就会陷入僵局”

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启动试点。至今有的正在改制中，有的还在“静观其变”。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截至今年2月完成转企改制的非时政类报刊为1251家，约占总量1/6。

“具体文件还没下来，所以，现在还没启动改制。”《中国建设报》相关工作人员说。《中国消费者报》一名事业编记者也说“单位还没什么动静。

“已经改制的，多数都是因为遇到了难题，比如没有财政拨款，不得不改。一直没改的，只要能在事业身份下活下去，就会坚持。”传媒学者展江分析认为。《中国电力报》总编辑白俭成认为，事实确实如此。

“改制是逼出来的。”白俭成说，2006年4月，他任《中国电力报》总编辑时，面对的局面就是“改，可能活下去；不改，很快就会陷入僵局。”

2002年，国家电力公司拆分后，《中国电力报》划归到电监会。这三年内，国家电力公司拆分出的10多个企业分别组建了新闻中心，办起了自己的媒体。

行业内的资源竞争、人力竞争白热化，《中国电力报》原来的优势全部不再存在，生存艰难，人才流失严重，白俭成说，最凄凉的日子，采编岗位正式员工只剩十几个人，“我们认识到传统的方式没有出路，只有转制才能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而且早改早主动。”

第一家整体转制的科技类期刊《机电商报》，当年也身处相同境地。社长刘泽林回忆，《机电商报》财务不能独立核算，不能自主进人，不能自定薪酬，“常有猎头约业务骨干"喝咖啡"。他们一"喝咖啡"，我就睡不着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当年这些报刊被迫改制，可以说是抓住了“最佳窗口期”，轻装上阵。如今，报刊正受到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这时要求“事业编媒体”与“母体”脱离、“断奶”，失去财政来源，将会面临“人员身份转换成本”、“适应市场机制的重建成本”这两道“坎”。

四年才还完人事“欠账”

2003年提交转制申请起，《机电商报》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分期分批为员工缴纳社保，直到2007年才交清

喻国明所说的人员身份转换成本，《中国电力报》因改制早，幸运“躲”过，归属国家电力公司时，报社已开始企业化管理，员工上了“三险一金”。可《机电商报》没有这么幸运，从2003年提缴转制申请起，报社就开始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分期分批为全体员工缴纳社保，直到2007年，这笔“欠账”才还清。

”难主要难在利益。”刘泽林说，为抚平从事业编到企业编的身份“落差”，使企业编的退休金跟原事业编时持平，他绞尽了脑汁。比如说“退而不休”，返聘退休职工弥补改制后减少的收入；企业年金制，也就是补充养老保险，按月工资的4%-8%预存，退休后统一发放。每一名老员工，都由他出面谈心做思想工作。

跟《机电商报》一样，《中国电力报》新用工制度也为老员工做了特殊设计：社龄工资制，即按工龄长短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在6000元上下，一直发到退休为止。

不论是《中国电力报》，还是《机电商报》，转制前，都有一定的经营能力，“自费转制，没让主管部门投一分钱”，刘泽林说。

但是，对于更多的“事业编”报刊而言，不仅经营能力欠缺，而且没有家底。谁来承担人员身份的转换成本？这个问题让人担忧。按较低标准测算，假设一个事业编员工未来5-10年退休，月养老金4000元，那么，一个转制人员的“预存”养老金费用，一年就达4.8万元，领取20年就是96万元。如果所在单位事业编共计50人，则需支付的人员身份转换成本高达4800万元。

“报社应该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这也是老员工最担心的地方，”《中国消费者报》一名事业编记者说，青壮年时期都贡献给了单位，再干几年就能退休，如果最终享受的是企业待遇，养老金少了几百乃至一两千元，这是难以接受的。

市场化“转身”步履维艰

尽管主营业务收入已近2亿元，《机电商报》社长刘泽林又遇到了新问题，“刊号紧缺始终是我们的瓶颈”

2006年底，《中国电力报》提交转制申请，次年成立了中电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向现代传媒企业过渡，最终目标是实现向中电传媒“翻牌”。

市场化办报，白俭成选择的打法是四面出击，比如联合主办《网络导报》等刊物，涉足网站、电子商务等新领域，公司下设10几个事业部，每个事业部订立年度利润指标。

“市场化这一步，走得挺艰难”，白俭成记得，他给刚成立不久的网站下任务指标时，网站负责人追着他的车，跑出几百米，“我想停车，想给他减指标。可我又知道，这个刹车不能踩”。他说，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阶段，该网站当年居然盈利。

从事业单位《机电商报》转身为卓众出版公司，《机电商报》也用了整整四年时间，依托此前在汽车领域建立的品牌效应，现已形成16刊1报4网的格局，主营业务收入已近2亿元。可刘泽林笑不起来，他遇到了新的难题。

“刊号紧缺，始终是我们的瓶颈”。转制之初，刘泽林曾计划创办、兼并重组40份到50份科技期刊，可这个计划步履艰难。

这样的困境也同样摆在白俭成面前。按建设现代传媒企业的发展目标，现有的报、刊、网资源格局，对其扩张需求来说，杯水车薪。“主动提出转企改制，除了来源于生存的压力，如今面对的是发展的动力。”

专家建议

“民资介入新闻出版业”

专家认为，民资可为非时政报刊注入转制动力

“政策面很明确，必须转；市场面很直接，转过来就有风险。留给非时政报刊的，就剩制度层面。”在喻国明看来，即将出台的转企改制指导文件《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应该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大胆尝试，“比如可以引进民营资本等等，给非时政报刊注入转制动力和转制激情。”

“现在的市场竞争压力，决定了非时政报刊的转制成本很高。转制本身不能带来福利，那么现在没有福利，未来会不会有福利？只有风险、没有福利的转制，怎么推动？”喻国明认为，鼓励民营资本介入，还可以帮助非时政类报刊度过人员身份转换、重建市场体制这两道难关。

其实，这正在主管部门的考虑之中。5月19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司长范卫平做客人民网时说，“怎么样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进入新闻出版行业，使他们也成为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只是非公有制介入传媒业，中国行业报协会副会长、《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钰认为，“越来越多的市场化政策行将出台，中国传媒业的大时代即将到来。”“一些受众过窄、过于依赖财政拨款的报刊，极有可能退出，可与此同时，报刊资源也将向优势媒体转移，大型传媒集团也在形成。”

目前，上海、深圳、成都、沈阳、安徽等地均已成立文化产权交易机构，本年内，北京也有望成立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李佩钰说，与部分非时政报刊艰难转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文化产权交易所的助推下，文化物权、债权、股权、版权、知识产权，全部都成为交易对象，而各地新建的传媒集团，又多将上市作为第一目标，文化与资本配置的大势正在形成。

报刊改革进程

2003年6月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确定35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新闻出版系统21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2003年7月

中办、国办19号文件对报刊进行治理，核心是在坚持主管主办制度的前提下实行管办分离。

2003年12月

国办下发《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

2005年1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党报党刊、时政类报刊、公益性报刊，实行事业体制，由国家重点扶持。其他报刊社都要逐步转制为企业。

2006年初

农民日报社、科技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民族画报社列入第一批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试点单位；机电商报社、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中国计算机报社、中国妇女杂志社被确定为转企改制第一批试点单位。

2008年6月

新闻出版总署明确提出经营性报刊转企改制“三年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2011年5月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中央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即将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