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读者报·影响力周刊 http://yxlzk.com/newsdisp.asp?id=896

    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辽宁省建昌县一家庭几代人持续五十年向各级部门表达诉求，在多年求助无果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爬烟囱”这种极端的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然而事情的结果却远远出人意料

　　辽宁省锦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救室里，53岁的张行龙躺在病床上呻吟。尽管他说不了话，但看到有人过来，他的手就会费力地抬起来，在空中翻转几下，“他的意思是要政府赔他200万元。”一旁照看他的女儿张静如此解释父亲的手语。

　　张行龙是辽宁省建昌县牛营子乡窑匠沟村农民。为了给张行龙的父亲1960年自杀的老革命党员张士坤平反，这个家族的几代人50年来不间断地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问题，要求给张士坤恢复名誉，并赔偿因被害致死后给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及相关的福利待遇。

　　多次反映无果，2010年5月7日，为表达各自的诉求，张行龙和建昌县六位老访民一起爬上了北京南站附近的一个大烟囱。北京《京华时报》曾以《7人为表个人诉求爬数十米高烟囱被困近40小时》为题报道过，当天建昌县政府为7位访民的家属在葫芦岛银行共存了715万元钱。但之后，政府不仅将该笔资金收回，张行龙等人更因敲诈勒索罪被拘留。被监视居住60多天后的张行龙因脑血栓发作人事不省最终转到锦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急救室里。

　　老荣军意外自杀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张行龙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那时靠做小买卖他家里就盖起了两层的楼房，这样的房子就是今天在当地也不多见。

　　但是最近这十多年来，这个家已经呈现衰败的趋势，生活拮据。原因是张行龙和妻子在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他们出去的时间也越来越频繁。“以前父母是两三个月出去一次，现在是出去一次就两三个月。”上访给张行龙的女儿张静和儿子张伟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每当父母出去的时候，姐弟二人就会孤单地呆在家里没有人管。

　　“他们主要是想让政府给我爷爷平反。”张静告诉记者。

　　张静的爷爷张士坤，1917年生人，党员，1945年参加八路军任排长；1948年辽沈战役中伤残荣军专业（三等甲级伤残），立功受奖10余次（奖章、奖状、荣军证、将令等）。1954年被评为省级荣军模范，1959年任城乡区幸福院长，这些在建昌县档案馆都有记载。1960年10月，张士坤在镇区政府工作室被公安机关以当过国兵为由抓走拘留审查三天三夜后，再也没有回到家中。张士坤妻子包亚芹去单位找才知被公安局带走，去公安局找公安局说放回去了。当年的生产队队长郭有富证实，十五天后他和大队工作人员发现张士坤死于南地的大井中。公安局、检察院检查后认定为自杀，后来按共产党员自杀定为反革命。

　　多年来，张士坤的妻子，儿孙因为是反革命家属遭受歧视，不仅享受不到优抚待遇，就连张行龙想当兵也因此原因没有成行。

　　当时张士坤的妻子包亚芹就已经去乡里县里去找，政府部门遍查县档案馆，仅在一张整风运动登记表上看到用手写体记载着张士坤所犯错误性质为反革命的记录，却没有找到正式文件。直到2003年6月30日，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公安局才出具了《关于张士坤被定为反革命的调查情况》，给出“对张士坤定为反革命没有事实依据，可予以平反”的结论。

　　2003年之后，当地政府开始每月给付包亚芹50元钱的军属补助，但对1960年到2003年这43年的优抚待遇，政府部门没有任何说法。

　　2006年6月8日，包亚芹在去世前嘱咐儿子张行龙说：“你父亲是被冤枉的，一定要给他讨个公道。”

　　极端方式维权

　　母亲去世前后，张行龙和妻子刘清华陆续走上了为父讨公道的道路，仅北京刘清华就已经去了六七十次之多，但都收效甚微。

　　为了给张士坤讨得清白，张行龙和刘清华可谓历尽了千辛万苦，期间前后被软禁、拘留十余次。每次去北京，为了省钱，他们都只买到葫芦岛的车票，剩下的一段路程能逃票就逃票。住的是5元一宿的客栈，有时还会睡在地下通道里。“有钱上访，无钱打工。”无钱时，刘清华不得不通过中介找了个在协和医院替人排队的工作，有时要连续排队24个小时，这样20多天下来她有了1000元的收入。

　　2010年5月7日深夜，在北京南站附近马家堡东路某大院内，张行龙和在北京遇到的同为建昌县的六个老访民一起爬上了一个80多米高的大烟囱。

　　烟囱有20多层楼高，即使是后来前去救助的消防队员要爬上顶部也需要20到30分钟。

　　七人中最小的50岁，最大的70岁。几个人最终爬到了烟囱75米高的平台上，并向下散发资料。当时下面围观群众有两三百人之多。

　　很快，葫芦岛市驻京办人员、丰台区公安局及省市县领导都赶到现场。“七个人在上面呆了40个小时，他们根本就没打算下来，不是威胁谁，上去的时候没吃没喝，连水都没有带一瓶。”刘清华说。

　　政府人员赶到现场时，一一打电话得知了每个人想要赔偿的数额，其中张行龙要了150万元，再加上另六位访民一共有715万元。

　　直到7人确信各自的亲属在银行可以取款后，7人才相继被解救。

　　涉嫌敲诈勒索

　　张行龙等人还在烟囱上时，建昌县财政局长黄克宽找到张静和她的弟弟张伟，并告诉了他们张行龙在北京爬烟囱一事。当时，黄克宽将一个存有150万元的存折交给姐弟俩，张静以为是政府把自己家的事情给解决了，很高兴。黄克宽还现场写下一份“确保支取”的承诺，并签上了他的名字，盖了县财政局的公章。

　　这一晚，张静和张伟辗转反侧，他们几乎一夜未睡。

　　岂知5月9日一大早，建昌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就来人把张静家包围了，强制收回存折，并带她到派出所做了笔录。派出所的民警告诉张静，说她的父亲涉嫌敲诈勒索政府。双方发生争执，张静称派出所民警先打了她。“他们拽掉了我一绺头发，还把我的扣子扯掉两颗。”但派出所民警并不承认对张静动过手，撕扯中张静用指甲挠伤了派出所的民警刘永越，被拘留7天。7天后，张静只收到了解除拘留证明书，“什么原因拘留我，至今我也没看到相关手续。”

　　5月25日开始，张静的父亲张行龙因敲诈勒索罪被监视居住。60多天后，仍在监视居住期间的张行龙因第二次脑血栓人事不省，才被转院，现在抢救过来的他鼻子上插着管子，说不出话，只能依靠胃管每天喝流食。

　　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张行龙的案子由建昌县公安局侦结后移送到当地检察院，由当地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的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但法律界人士认为：爬烟囱行为并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扰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正常活动，实际上他们爬院子里的烟囱，根本影响不了其他什么程序，至于有人围观，那是那些围观者的问题，围观者不是他们组织聚集的。

　　让人奇怪的是去北京的7个人同样都爬了烟囱，而其中的王志廷、张桂庭两人却没有被起诉。“他们和政府都达成了协议，政府分别赔了他们3万元和69万元钱。”刘清华透露。记者看到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写着“二人另案处理”的字样。“另案处理就是不处理。”当地一知情人士说。

　　记者也曾就此事向建昌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徐振求证，“我很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但徐振只透露是葫芦岛市政法委办的案，对另案处理一事却顾左右而言他。在云山雾罩地说了半个多小时后，徐振才有点无趣地说：“我是不是太磨叽（啰嗦的意思）了？”

　　不想祖辈都上访

　　“我真的不想再走我父母的老路！”这个在众人眼中极有可能成为第三代访民的张行龙的女儿张静不止一次地告诉记者，“上访是奶奶、爸爸、妈妈的事，为什么把我也给拘留？如果政府不给我爷爷说法，没办法我可能也会走上这条道路。”

　　从张静的奶奶开始上访算起，再到她的父母，这个家族已经进行了长达50年的接力式上访，先是县里、市里、再到省里，2005年之后又去了北京。如今，29岁的张静也去过了一次北京。

　　父亲病后，张静几乎成了这一家之主。当初父亲住院时，政府给送来了2万元的医疗费，现在也所剩无几。“医药费不能断！”现在张静不得不再去找政府，希望政府几个部门能最终协调一下，使父亲的医疗费能早日到位。

　　建昌县信访局一位副局长表示，1960年的档案中，被镇压、判刑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都有，但惟独找不到张士坤的名字。因为没有张士坤并定为反革命的正式文件，所以也无从谈起为他平反。

　　这位副局长还提及，2010年3月，政府曾经走救济程序要和张行龙签订一个协议，同意分三年给付张行龙20万元，并要求从此后息访。张行龙要求一次支付，结果协议不了了之。“当时张行龙再找几次也就差不多了。”后来依照《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张行龙计算出政府应赔偿的金额为2347000元。

　　“既然不是反革命，作为军属，为什么这么多年不给这一家人发优抚？实际上还是按照反革命来对待了。”当地知情人表示。

　　建昌县人民法院本来已经通知张行龙委托律师，但考虑到其病情严重（多发性脑梗塞、高血压、脑白质病）不能参加开庭，在2010年7月28日，下了“中止审理”该案的刑事裁定书。

　　该案审判长袁树森表示，政府还是愿意就赔偿金额进行协商的，赔偿金额不要不着边际，如果能达成协商，也可以在判刑的时候考虑缓刑什么的。

　　张静把自己家的遭遇在网上发了帖子，标题就是“我们不想祖祖辈辈都上访”，她希望能得到更多的人对她家的支持。

　　2010年8月3日，张静再次来到奶奶的老屋子前，尽管奶奶去世多年，院子里已杂草丛生，她还是想在奶奶家门前坐一会儿，发会儿呆。张静有时也很困惑：她不想重蹈奶奶的命运，但她不知道这个家族的宿命，到了她这一代会变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