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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渭城区柏家咀村走过了一段从辉煌迈向衰败的道路。面对环境的巨变和尚不可能实现的整体搬迁，柏家咀村该何去何从……

上世纪90年代末，柏家咀村曾是渭城区有名的养鸡专业村。养殖业让这里的许多村民富了起来，也是他们曾引以为傲的“名片”，但如今，却早已不复当年的辉煌。

村子的东北及西北方，分别是承担着西咸两地主要供电任务的渭河发电厂和大唐热电厂。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它们累计向西咸地区输送电量1353.1亿度，功勋卓著。

2月中旬，网上曝出一条微博，称渭河发电厂污染环境。尽管电厂认为微博中部分观点失实，但在村民们看来，工厂在发电的同时，也确实让环境发生了变化。

最后的养殖户

今年大年初六，天刚亮，董广东便跨上摩托车驶向离家约1里路的养鸡场。咸阳的大雪已飘了3天，53岁的董广东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却丝毫不敢减速，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养鸡场里已所剩无几的鸡。在过去的半年间，养鸡场里的死鸡每天都在增加。

摩托车是董广东在2008年购买的，2007年他养的1000只鸡让他在年底时赚了8万多元，也让他的代步工具从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崭新的“座驾”让董广东在村里得意了很久。在这之后，董广东逐步扩大了养殖规模，2013年6月，董广东花7000元一次性购买了3000多只鸡苗。他憧憬着，4个月后，这些小鸡将会给他带来20多万元的收益。尽管从事养殖业已经12年之久，但3000只鸡对于他来说，仍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董广东是渭城区正阳街道办柏家咀村的村民，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柏家咀村就作为省级“一村一品”项目建设的养鸡专业示范村打响了名号。全村养鸡场存栏数加起来约有30多万只，远远超过规定的20万只。全村300余户村民中，有三到四成都是养鸡专业户。养殖业让村里的很多人富了起来，也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名片”。在柏家咀村乃至整个正阳街道办，但凡听说谁家开养鸡场，旁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经济过关”四个字。年轻人娶媳妇，养殖户也会较一般人家更有竞争力。

事实上，在董广东购进这3000只鸡苗前，柏家咀这个曾以养鸡闻名的村庄便早已经辉煌不再。许多村民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被迫关闭了养殖场。如今，仍坚持养鸡的村民，算上董广东就只剩下2户。但让董广东没有想到的是，2013年鸡苗购进2个多月后，养鸡场开始出现死鸡的现象。10月份，他所养的鸡开始大面积死亡，到今年初，3000只鸡仅剩下40多只。

董广东深知已无法挽回败局，他只想弄清楚鸡死亡的真正原因。2013年的12月，董广东将一只死鸡带到渭城区正阳禽业协会一名高级兽医处进行解剖，结果在鸡的呼吸道发现了大量黑色粉状物。兽医向董广东开具诊断证明称，死亡原因与大量吸入煤灰有关。

和董广东一样，姚省章是柏家咀村坚守在最后的另一个养殖户。1987年，姚省章成了村里最早的4个养殖户当中的一个。那一年，他在自家院子里养了300只鸡，到年底时，除去养殖成本及家庭开销，还有800元左右的结余，这让他看到了希望。姚省章于是号召全村人一起参与到养鸡的行列中来，许多村民开始在自家门前或院子里建起鸡舍。从1995年起，柏家咀村的养殖业得到快速发展，到1998年达到巅峰。为扩大规模，许多村民把鸡舍从家门口迁到了路边的庄稼地。每每回忆起那时候全村家家户户养鸡的事，姚省章脸上总是特别兴奋，“每天的纯利润就有200元左右，那时所有人都抱着一个念想，要通过养鸡让家里的条件一年好过一年。”但好景不长，从2006年开始，柏家咀村的养鸡业开始走下坡路，鸡蛋的产量减少，鸡苗死亡率的增加，让很多村民被迫关闭了养鸡场。在柏家咀村的一条公路旁，数十间废弃的鸡舍排列在路边。姚省章说，这些鸡舍都是在1998年前后盖起来的，有的已经废弃多年，也有一些是不久前刚刚关闭的。

在柏家咀村，养鸡早已经不赚钱了。姚省章的养鸡场从2012年开始亏损，现在他的养鸡场一共养了2000只鸡，“鸡舍占地2亩半，最多可以养10000多只。但就现在的情况看，养的越多赔的就越多。等这批鸡卖掉，我也不养了。”

未料的代价

养鸡曾让柏家咀村的村民们看到致富的希望，也让他们为之狂热。但如今，在这里，很多村民却不愿提起任何关于养鸡的事。在他们看来，从成功走向失败的养殖业，是一项失败的长期投资。

从1991年至今，董宏武一直担任着柏家咀村的村支书，他见证了村子养殖业从兴盛到衰落的全过程。如今再谈起当年养鸡的事，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笑了笑说，“确实红火过几年，现在不行了。”

提到养鸡失败的原因，董宏武说最初主要是疫病造成的，但后来还有其他原因，“几次大的鸡瘟让很多村民丧失了信心，但仍有不少人坚持了下来。村民们都已经养鸡多年，经验丰富，逐渐也学会了对疫病的防控。”

董宏武所说的“其他原因”是：柏家咀村东北和西北方向分别是渭河发电厂和大唐热电厂，距离均在1公里左右，与柏家咀村养鸡场的聚集地形成一个三角形。

姚省章说，随着这两个发电厂先后落成，村子周边的环境便悄然发生着变化，“疫病来了，可以学习防治的技术。但如果是环境恶化了，我们却没办法改变。”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渭河发电厂开始动工建设，1991年投入使用。那时，新建发电厂的消息，让很多人为之振奋。在大部分村民眼里，“机器轰鸣，浓烟滚滚”的工厂代表着文明。而在发电厂建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村民们在向别人介绍住址时，都会自豪地以“渭河发电厂”来代替。

那时，包括董宏武和姚省章在内的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发电厂将可能给村子带来的影响。直到发现地里的庄稼产量开始减少，他们才恍然惊醒。

2008年大唐热电厂开始重建，2010年正式投入使用后，村子与两个发电厂之间的矛盾开始白热化，堵路、拦车事件时有发生。

董宏武说，发电厂建成后的几年里，地里的小麦逐步从原来的亩产1000斤降到了600斤左右。1993年，在意识到可能是受发电厂影响后，他联系农业土壤环境监督监测站，对地里的土壤进行过取样分析，“结果显示，因田地土壤煤炭含量过高导致减产。”

时隔20多年后，土壤环境监督监测站早已撤销，而时任负责人也无法联系，当年那份监测报告的内容已无法核实。但村民们却坚信，发电厂用于发电的煤炭，已扩散到他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如今，柏家咀村水井里抽出的水也能沉淀出黑色的粉状物，雨后的公路上，淤泥已从早年的黄色变成黑色。董宏武说，发电厂外那条每天上百辆拉煤车往返的运输线，才是困扰村子的根源。超高的负荷，加之年久失修，让这条通往发电厂煤场的公路到处飘散着尘土与煤灰的混合物，也成为柏家咀村的主要污染源。

这些变化让村民们感到无助和绝望，也被“理所当然”地认为与发电厂存在因果关系。这让村民与发电厂的矛盾日益激化。

不断的减排

渭河发电厂和大唐热电厂原本同属一家发电厂，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安装有两台5万千瓦的燃煤机组。

1991到1995年，渭河发电厂在扩建时购进4台30万千瓦的机组。新购进的3号、4号、5号和6号机组后来被人们称为渭河发电厂二期和三期。渭河发电厂副总经理王履平介绍，这4台机组在先后投入使用后，曾极大地缓解了西安地区用电紧张的问题。到2013年底，已累计发电1242.666亿度。

1997年，渭河发电厂二期和三期开始与香港某企业合作经营。而一期的1号和2号机组因过于陈旧，未被列入合作范围。大唐热电厂副总政工师于非称，2002年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时，1号和2号机组划归大唐集团公司，2007年将原机组拆除，一年后正式更名为大唐渭河热电厂。重建后的大唐热电厂2010年下半年正式投入使用，在建厂之初便实现了脱硫脱硝环保设施与主机同时到位，各方面指标均达到环保部门要求。从2010年9月至今，累计发电110.418亿度。

相较于大唐热电厂，与香港企业合作经营的渭河发电厂，在近年来的“达标之路”显得颇为曲折。王履平说，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随着国家环保部门对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2007年到2009年间，渭河发电厂曾先后投资近10亿元，对除尘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同时增加了“脱硫”及“脱硝”设备，以减少对二氧化硫、三氧化硫以及氮氧化物的排放。按照要求，在这次改造后，发电厂排放物中烟气量每立方厘米不得大于150毫克，二氧化硫及三氧化硫不得大于400毫克，氮氧化物不得大于100毫克，净化率分别要达到99.5%、90%和80%以上。

为迎接环保部门即将实施的新标准，目前，渭河发电厂仍在对脱硫设备进行进一步改造，除尘设备的第二次改造方案也被提上议程。可以说，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不管是大唐热电厂的蜕变，还是渭河发电厂的不断改造，期间所付出的人力和财力都是巨大的，但这些变化却并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可。

如此巨大的投入为何被置若罔闻？董广东和村民们有自己的想法，“发电厂的改造都是围绕着环保部门的要求展开的，而对于没有明确要求的部分，却未见有明显变化。”

从1989年至今，渭河发电厂经历了扩建、合作经营、“分家”、归并、重建及改造等众多变故，厂内建设可谓从未间断。在柏家咀村，很多村民都认为相较于已被控制在规定范围内的大气污染，他们更在意的是发电厂运输线上四处飘散的尘土与煤灰。

尴尬的现状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粮食减产，再到养殖业的衰落，柏家咀村一直在接受着无比严峻的考验。种植业和养殖业先后遭到毁灭性打击，他们将这些“牺牲”归罪于发电厂。但在过去的十多年间，除了举报、堵路和索赔，柏家咀村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董广东说，“要从根本上解决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拆了厂子，要么搬迁村子，但这两条路在我们看来都不可能。”

事实上，不管是身处矛盾当中的哪一方，拆掉发电厂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个笑话，两个发电厂每年的发电量约在90亿度左右，且不论拆掉发电厂将会造成的直接损失，光是巨大的用电缺口就无法填补。而移民搬迁的问题，在正阳街道办人大主任刘朋看来，实现的可能也微乎其微，“没地方去，往哪搬是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很多人看来，即便发电厂存在污染，但还远远没到非搬不可的地步，因此搬迁的问题连提都没人提过。”

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许多村民把希望寄托于治理上。环保部门曾多次接到村民举报，称发电厂存在污染问题。在以往的举报中，不管举报内容是否属实，都很少有针对发电厂机组排放物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发电厂多年来对于机组的改造并非徒劳。而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对于外部环境的关注仍有欠缺。

如今，有上百辆卡车往返于通往发电厂的运输线上，每天在煤场前排队等待卸货。而这条公路在柏家咀村境内早已伤痕累累。无奈的是，运输线对于两家发电厂而言，除各自煤场前的1公里外，其余路段均属公共设施。因此，对于它的治理一直未被重视。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只能尽量把煤场前的一段路修整好，同时在卡车卸完煤后，将车体冲洗干净再上路，因为我们无权对公路进行改造。”对于公路的污染问题，王履平用“无能为力”来概括。

对于公路污染的问题，环保部门在监管上也显得颇为尴尬。咸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一工作人员介绍，“按照规定，环保部门对于发电厂的监管，主要针对大气污染。对于道路所产生的污染，只能要求厂方做好卫生保洁工作，却不便做出其他硬性要求。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跟归属权有关，机组排放物、煤场或灰场产生污染，这些设施均有明确归属，我们可以要求整改。而道路损坏造成污染，由于其所有权并不归发电厂所有，要在这方面对发电厂提出要求，就会显得颇为尴尬。”

该工作人员说，在过去的数年间，发电厂为达到环保要求，做过很多努力，投入也非常大，但村民是否买账，还需发电厂跳出环评要求，将环保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道理其实很简单，能不能实现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报记者 陈雷柱/文 田东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