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进入了晚上。

我把习作《人生的价值》底稿放进抽屉，心情愉快地拿起杯子准备润润喉咙，妻子突然走了进来：

“你看。”说着将手中的东西向我一亮。我马上明白了妻子手里什么东西。

我顾不上喝水了，抢上前去：“我看。”一把夺过那本杂志，翻开目录，一行文字映入眼前：《追求者》，署名王玉国。啊，终于发表了。我即狂喜又心酸。要是王老师还能活到今天，至少也能满意地笑笑，或者亲眼目睹一下自己的成果，可——。我不由自主地翻到正文，看起这篇富有哲理性的小说，看着看着，我的心，和那作品中的人物融化在了一起。

“看你那个模样。”妻子提醒了我。

“虎儿，虎儿”母亲一声接不上一声地在锅上叫起我来：“吃饭了，你们不想吃吗？放快点，等洗锅哩。”

看我不来，母亲埋怨开了：“唉，象你们那样将来出什么货哩：……。”

我赶快扫了炕，放上饭桌。球娃背着书包跑了进来，一看见我，不停地叫着爸爸：“我考了90分，你看。”我推辞掉：“有闲功夫再看。”

还是那个晚上，屋子，白刷刷一片。可怕的静静的夜。外面只能听到青蛙“呱呱”地叫声。我虽然睡在被窝里，两眼却注视着离自己只有一米远的床上的王老师。

王老师——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课。他此时把被子卷起来，把纸摊在腿上不停地写着什么。他写呀，写呀！时间在无声地远去，额纹在无限增加。他还以为我睡着哩。

我真不理解在这么一个风头浪尖的时间——七五年五月，四十多岁的王老师还这样不怕打击，不怕排挤。他是我进校第一天就认识的这个学校的首位老师。那天，我作为深山乡村的一个初中毕业生，背着被子来到这所县城中学。出奇的洋，使我乱了神。在哪报名？教室又在哪？我简直没个头绪。“你是来报名吗？”我回头一看，一个庄重而显得热情的中年人站在我眼前。散乱的头发幅一幅稍带黄晕的圆脸，竖起又乌黑的眉毛再加上小嘴边的一对酒窝，给人一种春天温暖之感觉。至于穿着，从脚到颈部一副朴实的打扮。我马上就意识到他可能是本校老师。没等我回答，他说：“来，我领你去。”说着他接过我肩上的被子，把我带到报名处报了名，然后一直领我来到一间屋子。“你先睡在这儿，学校宿舍还没有整顿好。”

那个晚上，他回家了。

开课了，同学们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等待语文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

“起立”随着喊声，老师走了进来。啊，是他，我认识的王老师。我坐在头一排，他微微朝我一笑，然后面对大家说：“同学们，我这学期给咱班上带语文课。自己水平不太高，可能教不好，咱们互相学习吧！”接着，他变得严肃起来：“不过，为了保证同学们学点东西，我提出以下要求，希同学们遵照执行。”他提的那么尖刻，那么具体，而始终微笑着。最后他说：“同学们，我提些这要求，不过是叫大家学好文化课，将来做一个有用之才。”

第一节课，使我对王老师产生了敬佩之感。以后，我有问题就去向他请教。当时我语文学的好，为此王老师也特别关照我。他每讲完一个问题，总是对我说：“虎儿，好好学。不学无术对任何人都没好处。在学校里，要肯钻，刻苦学。”我把他的话深深地记在心里。

我习作了一篇文章叫王老师看，他看后对我说：“文字描写倒很流畅，但主题不深。人应该有所追求。”

从此，我几天就能拿一篇习作让他看，他总是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并指导我大胆地向报社试投。当时有几篇散文见了报，他拍着我背高兴地说：“发表了文章，可不能骄傲啊！”

那个夜晚，我和同学们坐在宿舍里学习，忽然听到学校在喇叭里，明天要开批判会。当我听到批判对象有王老师时，我吃了一惊。王老师这么好，教学这么认真，他错在哪？是否干了什么坏事。我匆匆来到王老师房子，门锁着，我静静地站了一会。

那一个夜，我没有睡好。痛苦和不理解第一次攻击着我。第二天，在台上我看到了他，照样微笑着，显得那样庄重。

“王玉国，你谈谈你的问题。”

啊，他谈什么问题哩，这样对待他，他能专心上课吗？我慢慢明白了，那些家伙说王老师写小说，是和当前的“纲”唱对台戏。同时，他还是“智育第一”的同伙。当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是一个学生，我想上前为王老师辨理。可，终于没有去。

从那以后的几个晚上，王老师让我偷偷地抄一篇作品。而他，每晚总是写个透明。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我不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认真地的写呀写呀。一天，我终于憋不住了，我问王老师：“受这么大压力，还这样吗？”他半会儿才说：“批让他们批吧，我照样写。到我进牢改队时，我的作品会出手的。”

我完全明白了。在这篇作品中，笔下的人物多么像他，一个坚强的中学教师，勤勤恳恳浇灌花朵，反而受到了牵连。

白天，他照样在人们鄙视的眼光下专心给我们上课。

牢改期间，我看了他两次。他嘱咐我，要我和他女儿玲玲无论如何把那篇东西寄出去，不管是否发表。

……。

“爸爸。”玲玲和球娃走来了。

“爸爸你看”又是球娃拿着试卷让我看。无奈我接过卷子，稍看一下递给儿子：“很好，还要好好学哩。”

“是。”球娃高兴地跑出屋子。

玲玲看到我为这篇作品所沉思，完全明白了我的心思。她安慰我说：“不必这样了。”

“你不知道……”我又说不出来了。的确，要是王老师还健在的话，我会很快把这篇作品念给他听的，并对他说：“老师，您该安心了。”他一定会高兴的。那时，尽管我和玲玲把那篇作品寄了出去，可怎能发表呢？今天，我重新整理出它，并很快发表了，这叫王老师怎么能不高兴哩！

“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按他们的遗言走下去，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目标。人的一生说起一眨眼就过去了，死了的人知道他活着时为人类干了点什么？而咱们活着的人应该考虑如何为人类创造财富。”

“是的，人一生说长又不长，说短而不短。可追求的目标也能大也能小呀！”

我被俩人的对话陶醉了。

当时为了让王老师的那篇作品不被拿去，我和玲玲都被开除了学籍。玲玲上山下乡去了。我回了村。

为了照顾玲玲的妈妈，我把这位受人鄙视的老母亲接到我家。那时我母亲还在，我是独生子，全家人就依了我。在这知识分子与文盲组成的家庭里，象一窝鸟儿互相体贴，有苦同受，有难同当。

玲玲一有空就来看望母亲，总是说：“别难受妈妈，我爸爸定会回来的。”

可这位家庭妇女怎能理解得那么远哩。她只是个流泪。

后来，为了同一个追求，我和玲玲的心紧紧的连在了一起。虽然俩人相隔几十里，可我们互相勉励，在两个山头上坚持了下去。后来，根据政策玲玲和母亲都回城了，由于我和玲玲的关系，我也吃上了商品粮。我的一个老母亲早离开人世了，我和玲玲又组成了新的家。

“吃饭吃饭。”母亲端着热腾腾的菜盘走了进来，我望着盘子里这些肉菜问母亲：“今天怎么做这饭？”

“你们忘了。”母亲朝我一瞪。

“嗯，对了玲玲。”我撞了一下玲玲，同时朝挂在墙上的王老师遗像一指。

“来，为纪念父亲九周年今天喝上儿杯酒。我也喝。”母亲从柜上拿来一瓶酒，倒了三杯叫我和玲玲端起来。

我们三人端起酒，相碰一下：“为了去世的父亲。”玲玲朝我一望：“为了咱们不虚度年华，干杯。”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喝。”我补充到。

“喝。”

“……喝……”

陇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段吉文